還有一次“發現”，好像是1992年，我正準備寫長篇小說《精神科醫生》。我到精神病防治中心體驗生活，但小說的構想隻是以精神病醫院為載體，著重想刻畫的還是老三屆這代人進入9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精神狀態、生存處境。人物在我心裏醞釀著，時近時遠，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可我不知道人物不能確定的原因。有一天，去安憶家玩，她問我手頭在寫什麼東西，我講了正活動在構想中卻仍然恍恍惚惚的“精神科醫生”，安憶好像不假思索地接話：這個人物有點意思，英雄末路嘛。“英雄末路”這四個字赫然突立，如同有靈感閃爍而過，我心裏頓時亮堂，那個始終恍惚的人物，仿佛從隱約的背景後麵明明白白、確確實實地站到我眼前。我差一點叫出聲，我立刻意識到，我可以動筆了，我有把握駕馭人物了，因為，安憶簡扼的話說出了人物的“核”，視線對準了本質，一切便了然。而且，“英雄末路”也是對一大批“老三屆”麵對新時代的概括，寫90年這一代人的心態、處境，“英雄末路”的評定，再準確不過了。寫完《精神科醫生》，我寫了一篇關於這部長篇小說的文章，題目就是：《英雄末路》。這點金之語，我卻“得來全不費工夫”。所以，我很重視和安憶閑聊，她常常會夾雜著閑話，出其不意地說出一些想法和看法，一句兩句，或犀利，或透徹，或獨到。
而最讓我吃驚的一次發現，是安憶被聘為複旦大學客座教授，並要給中文係的學生做個係列講座，是學生的一項選修科目，她要重點地分析幾部世界名著。我不能想象安憶站在講台前侃侃而談，不是談十分鍾、二十分鍾，是一上午，是連續不斷的幾個課時，還要講授整整一學期。雖說認識安憶很久了，可我從來不覺得她還有口才，每逢開會，能不發言的，她總是退讓、推脫，必須要說，也總是三言兩語，說得又快又短，常常是臉一紅一紅，紅暈未褪，話已結束。幾乎沒看她有過滔滔不絕的時候，就是和她通電話，她也是急急忙忙把要說的事講完，便立刻撂電話：那就這樣吧。決不拖泥帶水。很吝惜話語的安憶，卻自告奮勇要給複旦的學生講一學期的課，她的表現會怎樣呢？先是聽王周生在電話裏激動地告訴我：安憶講得很棒啊！可我仍然無法對“很棒”具體化。不久，為感受“很棒”，我趕去複旦大學聽安憶講課，坐在第一排，像個好學生，目不轉睛地看著老師。講台上的安憶，又讓我驚詫了，她這樣不慌不忙地娓娓道來，沒有重複，沒有贅言，一句是一句，講到重點之處，或交代比較複雜的人物時，她輕盈地一轉身，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字，還畫出表現人物關係的圖表。那天，安憶給大學生分析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在講解這部小說時，她首先把《簡·愛》與《呼嘯山莊》進行了比較，這兩部小說都是寫愛與恨，但安憶的分析是：簡·愛與羅切斯特的愛情沒有超出我們一般人的經驗之上，而在那個狂風呼嘯、不見人跡的山莊裏所發生的愛與恨，它是一種永恒的力量，是一種與我們人類對峙的力量，安憶說：我為它命名了一句話。她把那句話一筆一畫寫到黑板上：“愛情消滅了肉體，同時愛情又化腐朽為神奇。”而在下課鈴聲響起時，安憶的結束語是：愛情具有心靈的特質，並在現實中可以使心靈超升。雖然，愛情故事很多，但是，能使我們在愛情之上看到神靈之境的，實在不可多得，而《呼嘯山莊》是一個。下課了，安憶從容地收拾講義，像個資深的老教師。印象中，她的講義是一本黃封麵的活頁簿。我仍呆呆地坐著，像在打量陌生人。聽了這一上午的課，安憶真的讓我感到陌生了，我使勁地問自己：她什麼時候鍛煉出這能力的？那一學期，安憶的這種講學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複旦大學名副其實地當了一回教授。當這個教授，也是很辛苦的，除了備課的辛苦，還有長途跋涉的辛苦，清早起來趕路，坐21路電車，再換乘5路公共汽車，橫穿一個城市。在那個年月，誰都不舍得“打的”，安憶也一樣克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