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以上“最吃驚”的發現，我心裏仍餘音繚繞，總覺得，對“安憶的發現”好像還沒寫完。而且，“新發現”就是近年的事。
四年前，《長恨歌》一脫稿，安憶便重重地病了一場。看她被疾病折磨得憔悴，我真是心疼。讀《長恨歌》，我隻感到那些細致到極點的文字，是安憶掰碎的心，對一條弄堂的描寫，就用了幾萬字的筆觸，細到對一顆落到地縫裏的西瓜籽都不放過。我想，她對這個世界的覺察實在太仔細，她對人情的體察實在太明白，她不病也得病啊。有天下午，她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去陪陪她，我馬上趕去。我們說了一會兒話，她累了，躺下了。我坐在床邊的一張藤椅上，靜靜地端詳她，她更清瘦了，身體微微蜷曲，顯得很孱弱、很無奈的樣子，我的心緊得像一張快撐破的紙，我愛莫能助啊，誰能幫得了她的心？但是，每當我的心出現問題的時候，安憶總會及時地拉我一把，有一些情景，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1988年夏天，我從北京調來上海工作，心裏很空，記憶中，那是個最酷熱的夏天。我和兒子一到上海，安憶和李章就請我們在靜安寺紅都電影院旁邊的一家西餐館吃飯，安憶沒說一句安慰的話，但是，和安憶夫婦、兒子團團地圍坐在圓桌旁，我空虛的心像突然降落到地麵，有了安全感。我和靜安寺大概是有緣的，不久，兒子在靜安寺的一所小學讀書，而安憶的家也在靜安寺附近。兒子小學畢業參加升學考，這是兒子成長中的第一個考驗，那天，安憶讓我等在她家，讓兒子中午來她家休息，她給我們做飯，並由李章推著自行車負責接送兒子。一晃，兒子初中畢業考高中了，我們已經搬到了浦東，遠遠地離開了靜安寺，但是，在兒子第三天考試一結束，安憶和李章已經趕到浦東要請請兒子……安憶對朋友的周到和體貼，不僅我有感受，我知道，史鐵生的病，讓安憶有多牽掛啊。而對待父母，安憶的心更重，買房子、搬家，她第一條原則，就是要離父母家近。
天有不測風雲，去年10月，茹誌鵑老師匆匆地離開了大家。聽到噩耗，我腦子裏首先跳出的擔心是：這讓安憶怎麼麵對？我和王小鷹捧了一束鮮花立刻去安憶家，一路上都在與小鷹商量：進門後該對安憶說什麼最安慰？到安憶家，已經有不少人坐在客廳裏，安憶忙著給大家倒水，我不敢抬頭看她，隻是留心地聽她和別人說話，讓我驚訝的是，她不哭，很鎮定，說話的口氣出奇的平緩，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家裏坐了這麼多朋友，仿佛是湊巧一塊兒來做客的。那天，她把父親接到她家裏，在書房裏支了床，她對大家說：我現在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保護好父親。她的理性，她現實的態度，竟壓倒了如此巨大的悲傷，安憶刻不容緩地為自己確定了最冷靜、最切實的做法。
安憶超人的理性又使我驚詫了。她就是這樣及時地想到，兢兢業業地做到，每天下午按時回到父親那裏，陪他說說話，陪他吃晚飯，風雨無阻，雷打不動。什麼事情都經不住月月做到、天天堅持，可這一年多，安憶像個不曠課的學生，每天來來回回地走，不遲到不早退。她還得這樣肩負責任地走下去，她還會這樣不辭辛苦地走下去的。
當我發現感情豐富細膩的安憶又如此堅定，如此理性時，我才進一步地感覺到了安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