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交通便捷、信息靈通等因素，許多重大活動均與它有關。上海是當時革命輿論宣傳的重鎮；自1911年7月同盟會中部總會將總機關設於上海後，它又成為事實上的革命鬥爭的領導中心；武昌起義爆發後，上海跟踵響應，連帶推動蘇、浙的光複，並一起共組聯軍攻克南京，為底定東南和稍後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定都南京奠定了基礎；孫中山回國到滬後，與同盟會領導人商組中央臨時政府，它成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國誕生的搖籃；南北在滬議和，最終確立共和政體，它則是中國結束封建帝製、開啟民主共和時代的曆史見證；此後中國發生的許多重大曆史事件也無一不與上海有關。
一、革命宣傳輿論的重鎮
辛亥南北議和時，南方代表伍廷芳對北方代表唐紹儀說：“上海交通便利，會場易擇，行旅皆安，萬國消息靈通……各方接洽亦易。”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頁。這段話客觀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上海所擁有而全國其他城市所沒有的特點。租界是殖民侵略的象征，而它的存在卻又給一切反清革命誌士的鬥爭活動提供了特殊的“空間”。當時上海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內設有各國通訊機構，發行多家中外文報刊，設有電報、電話以及通往中外各埠的航船等。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就是利用上海和租界這一特殊“空間”，從事反清革命輿論宣傳和鬥爭活動的。
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特別是經過辛醜議和，清政府已淪為“洋人的朝廷”，“國民無不同深憤慨”。一批士大夫知識分子、愛國官紳徹底放棄原先“扶清”、“保清”的改良立場，毅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他們通過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雜誌、著書和發表文章，大膽揭露清政府的專製壓迫、腐朽黑暗，鼓吹排滿革命。此後革命逐漸走向高潮。上海為當時國內革命輿論宣傳的中心。
1902年4月，由蔡元培、章太炎、黃宗仰等人發起，以“改進中華非以改造青年思想及注灌新教育入手”、以“教育中國國民，高其人格，以為恢複國權之基礎”為目的，在上海泥城橋福源裏成立中國教育會，蔡元培任會長。中國教育會名為教育機構，實際上是一個具有革命傾向的愛國團體，通過辦學校、舉辦書報社、演講會，揭露清政府喪權辱國的罪行。《蘇報》本是日本人辦的一份並不顯眼的平庸小報，自四川人、候補知縣陳範購得後，很快成為一份具有革命傾向的報紙。這一會（中國教育會）、一報（《蘇報》）和一社（因反對清政府對留日學生政治壓迫、憤而歸國的學生而創辦的愛國學社），又經拒俄運動、《蘇報案》等曆次重大鬥爭活動，將革命輿論宣傳推向高潮，各地“鹹奉海上諸誌士為全部之中心”《上海教育會與愛國學社之衝突》。《浙江潮》第六期“時評”。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庫藏本。1903年6月，章太炎發表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從種族異同、情偽得失上，層層批駁了康有為保皇改良主張，此文一出真是朝陽鳴鳳，連那些老師宿儒讀了也有深表欽佩的”②許壽裳：《章太炎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由於文中譏諷“載湉（即光緒）小醜，未辨麥菽”，痛罵清政府是“野雞政府”，因而引起清政府的憤恨，他後入獄，“此文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②。鄒容撰寫了《革命軍》一書，是書七章兩萬餘言，論證了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前途。與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一樣成為誌士的必讀書，影響很大。1902年5月，《蘇報》以大量篇幅向全國推薦該書，並刊發了章太炎為該書寫的序文，一時廣為傳播，人們爭相傳閱。“三尺童子朝入蒙學，暮以驅逐滿洲歸告父兄”錢銘山：《名山文約》，卷六《學堂記》。兩江總督魏光燾以“該書逆亂，從古所無，竟敢謗及列祖列宗，且敢直書廟諱，勸天下造反”，下令將鄒容、章太炎“列為要犯，立置典刑”。指派候補道俞明震會同上海道袁樹勳捉拿鄒、章兩人。1904年5月，上海縣會同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判處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鄒容因不堪監獄淩辱，最後瘐死獄中，年僅20歲。1906年6月，章太炎出獄後，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的革命宣傳活動。《蘇報案》的審理和對革命誌士的迫害，非但未能阻止革命，反而進一步激發了更多愛國誌士走上反清鬥爭的道路。
《蘇報案》後，又經過拒俄運動、抵製美貨運動和大鬧公堂案的迭次震蕩，愛國民主思想深入人心，革命黨人利用這一有利形勢，以租界為掩護，加緊革命輿論宣傳。《蘇報》查封的第二年，1903年8月，章士釗、陳去病等又創辦了《國民日日報》，揭露清政府專製黑暗，被譽為《蘇報》第二。同年11月，高天梅在鬆江創辦了革命刊物《覺民》，12月，林獬（林白水）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白話報》。1904年1月，丁是我在上海創辦了《女子世界》，倡女權，鼓吹婦女解放。10月，陳去病出版了《二十世紀大舞台》，12月，蔡元培創辦了《俄事警聞》（後改《警鍾日報》）。1905年2月，鄧實、劉師培創辦了《國粹學報》。這些報刊“多排滿文字”，讚揚革命誌士，宣傳民族獨立和倡導民族革命。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後，進一步加大上海地區革命輿論宣傳。位於吳淞的中國公學，內設由馬君武等主持的同盟會機關，辦有《競業旬刊》，宣傳革命。該校以《黃帝魂》、《法國革命史》、《蕩虜叢書》為教材，負責《民報》、《複報》、《洞庭波》、《鵑聲》、《漢幟》等刊物發行。1906年，傅靈、胡適、丁慧仙等主辦《競業旬報》。黃斌籌主辦《中國新女界雜誌》。於右任、楊守仁主辦《神州日報》。1907年秋瑾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宣傳婦女解放。她犧牲後，由紹興東湖學堂監督、光複會會員謝飛麟等接辦，繼續鼓吹革命。同年，陳以蓋創辦《神州女報》，此後於右任先後主辦《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1909年，趙漢卿主辦《越報》。1910年，戴季陶主辦《天鋒報》，1911年他又與鄧實主辦《民國報》。同盟會會員陳其美等在上海以報社“訪員”（記者）身份作掩護，開展革命活動，“名為訪員”（記者），實則是與上海“各報館聲氣素通，及至武昌起義爆發，則聯絡各報悉力鼓吹”錢基博：《辛亥江南革命實錄》。《辛亥革命》（七）第41—42頁。到辛亥革命前夕，由於右任所主辦的“三民報”（又稱“豎三民”）：即《民立報》、《民呼報》、《民籲報》，除了轉載東京《民報》上的重要文章，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譯載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曆史和英雄人物等內容外，還報道了各地革命黨人反清鬥爭的消息，在社會上頗具影響。除了上述報刊外，當時上海由革命黨人創辦和具有革命傾向的報紙還有《時報》、《中外日報》等報。此外，《申報》自1906年由席子佩接辦後，也逐漸成為革命輿論宣傳的報紙。其他外報也以時事新聞等欄目報道革命黨人反清起義的消息，客觀上起了傳播革命信息的作用。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上海頃刻間成為中外傳遞有關辛亥革命消息的中心，各種信息，經過電訊、報刊，迅速向各地發散傳播，有力地推動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武昌起義爆發3天後，10月13日，上海各報紙都以顯著的標題登載武昌起義的消息。《民立報》以激動的語氣報道說“黃鶴樓兮忽樹革命旗”。隨著稍後各省相繼宣布獨立，上海民情振奮，革命輿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短短的兩個月內，上海共創刊了30多種小型報紙，大多以宣傳革命、報道各地起義和轉載各地消息為主。形式活潑，文筆生動。如柳亞子創辦的《警報》，因印刷精美，內容充實，而享有聲譽劉惠吾主編：《上海近代史》（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頁。《民立報》因報道革命消息真實，為人們爭相搶買，每份竟賣到銀幣1元。報館林立的望平街成為當時人們獲取辛亥革命各種信息的地方，自晨至夕，“為之擁擠不開，攢首萬人，皆於報館佇望消息”。臨近衙道也擠滿了探詢消息的人。各報館一有新聞，即印傳單或號外，乃至一日要印五六次之多。“或書之牌上，懸掛門外，以供留心國事者快睹”劍農：《武漢革命始末記》，《辛亥革命》（五），第204頁。捷報傳來，萬眾歡呼；及聞失利消息，“或答焉若喪，或憤惋不平，甚而有目眥欲裂，幾乎揮拳攘臂者”楊瑾：《浦江潮接漢江潮》，《解放日報》1961年10月8日。這種革命輿論宣傳報道，革命信息的流播發散，隨著上海光複、南北議和在上海進行，一直方興未艾，即使在清朝推翻、民國建立後，這種情況也未有多大改變，此一直是全國輿論和信息發散中心。
二、革命鬥爭的領導中心
根據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會章程規定，此後國內各省會所在地及重要城市、商埠，均應設立分會和支部。同年9月，黃興來滬主盟，接納蔡元培加入同盟會，並任蔡為同盟會上海分會長。1906年蔡赴德國留學，同盟會總部將上海分會並入江蘇分會，派高旭任會長，以八仙橋鼎吉裏8號為機關。1908年春同盟會會員陳其美回上海，在馬霍路（今黃陂北路）德福裏設立機關，接待來往黨人，並以煙花之地作掩護，遮人耳目，與江浙等各地革命黨人、會黨首領和青幫頭目進行聯絡，而他本人則以上海公共租界民聲報館“訪員”（記者）身份進行活動，暗中指導滬上革命團體以及江、浙等地革命黨人的有關鬥爭事宜。1907年秋瑾犧牲後，陶成章、李燮和等光複會領導人將上海法租界平利路（今濟南路）良善裏銳進學社作為機關，準備與同盟會上海分部合作共事，但因分歧較大，談判未能成功。後該機關由浙江籍女革命黨人尹銳誌、尹維峻姊妹主持。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存有同盟會、光複會兩個革命機關。
1911年4月，孫中山和黃興在香港設立統籌部，並於當月27日發動廣州起義。這次起義雖作了相當的準備，並由黃興、趙聲分別擔任正副指揮，組織了數百人的先鋒隊（敢死隊），但起義仍遭到了失敗。僅事後收殮的烈士遺骸即達72具這次廣州起義犧牲的烈士不止72名，據鄒魯在《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中說，實際犧牲的烈士有86名。後安葬廣州紅花岡（後改名黃花岡），這就是著名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廣州起義給清朝統治以沉重打擊，但同盟會也因此遭到慘重的損失，犧牲的烈士大多為各地的革命骨幹，後來同盟會人才匱乏，也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