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鳳偉與山
臧傑
山野之氣
認識尤鳳偉是在1999年前後，那時候，我正站在文學圈的門口向裏張望。位於青島信號山路25號的青島文聯駐地，雖然隻是個依山而建的小院落，但在我的心目中更像是一座帶著幾分神聖氣的大山。
作協的辦公室在一進門的右手邊，兩張黃寫字桌麵對麵，坐著秘書長和一個麵色白皙的會計大姐。我對作協的最初印象，是打撲克和喝魚湯。作家李建國和葉帆是專業級的業餘漁佬，中午的魚宴，常常是他倆海上豐收的喜悅分享。
作為作協主席的尤鳳偉也夾雜在中間喝魚湯、打撲克，多數人都喊他老尤。他話不多，頭發稀疏，說話的聲音輕輕的，笑起來卻很歡暢，有股膠東味。
對尤鳳偉創作的最初接觸，是《作家文摘》上連載的《石門夜話》，躺在中文係宿舍的床上看到了印象極深的一句話“七爺的隊伍無聲無息朝大山進發，沿途的村莊漸漸隱沒於夜色中”——一幹土匪的山路，竟是那樣的蒙太奇。
形式感和細節處置，滋生了一個文學青年對行家裏手的最初豔羨。
到報社工作後，有幸受教於曾在西部極富詩名的前《青海湖》主編劉宏亮。其時，劉宏亮更像是一個歸來的隱士，躲在家鄉的一間小報館裏編著家長裏短類的生活副刊，甚少問青島文壇的事。在青海，因為批評魯迅的一波事件，劉宏亮由主編被貶為了小說編輯。他和我說，青島寫小說的，尤鳳偉得算是一騎絕塵。回青島後，他也一度動過改寫小說的念頭，看了看尤鳳偉的小說，決定“不弄了”。
劉宏亮跟我提到的尤鳳偉的小說是《石門囈語》，說小說裏寫過紅葉綠花，他的詩句裏也有過“綠花紅蕊”，那是縝密觀察後的感覺，是把似寫成了不似。查閱這段文字，小說中是這樣寫的：“那地方很古怪，像從來沒到過，四周全是山，座座都是平頂山。山上光禿禿，山下樹很密，從來沒見過那怪樣子的樹，長紅葉開綠花。”
對一個懵懂的文學青年而言，前輩的判斷與點撥何其之重，他對我的影響可以用經年來描摹。那段時間也就十分關注尤鳳偉的寫作。還記得有個朋友曾一度模仿尤鳳偉的創作風格。在一個飯桌上，我以人物圖譜和敘事解構的方式，詳細拆解了短篇小說《為兄弟國瑞善後》的脈絡（載《人民文學》1998年第7期），朋友們聽得目瞪口呆。
1998年9月，《收獲》第4期刊發了尤鳳偉的中篇小說《蛇會不會毒死自己》，我寫了篇讀後感叫《虛弱的空間與堅硬的價值》。現在看，這篇文章有青年人不顧一切的大話，最後一段豪言無比——“作為尤鳳偉新長篇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重意義還在於，它所實現的由傳奇的生存形態到傳奇的價值內核的逐步深入，對尤鳳偉的整個寫作都將是舉足輕重的。”
現在想想，1999年前後，其實是尤鳳偉創作曆程中的一個小高峰。1998年成形的“國瑞”，在2002年深化成了《泥鰍》中典型的城鄉穿越者；而作為“五七人劄記”之一的《蛇會不會毒死自己》，則使尤鳳偉在2000年鑄就了經典的《中國一九五七》。
而在一個文學青年眼中，其時作品散發著山野之氣、立於文學高山的尤鳳偉並沒有猜想中的那般高大和威嚴。
半山腰上
1999年1月，何向陽在青島與尤鳳偉作了一次對話，這篇後來成文為《文學與人的境遇》的文字，一直被我私下視為尤鳳偉研究的鑰匙。
其間，尤鳳偉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覺得中國作家似乎缺少一種自省的精神，總認為自己已成為文學大師，作品十分優秀，毫無瑕疵。就像一個鐵匠一邊揮錘鍛打一邊念念有詞：好刀，好刀。許多作家認為自己打出來的是好刀，認為已經登上了山峰，而真實位置實際上隻在山半腰，這是中國作家目前普遍的位置所在。”
這句話說明尤鳳偉有極好的自省意識和位置感。
或許這也使得他在十餘年後的今天，一直立於當下寫作的潮頭。對其他生於1940年代的小說家而言，這樣前行的狀態無疑近於“神話”。
2007年，尤鳳偉將一部書稿交給了初涉出版的我和薛原，這部稿子就是後來的《衣缽》，小說原初的名字叫《不許掉隊》。還記得去談稿子的那天，尤鳳偉淺淺地坐在大沙發的邊沿，說了很多當下寫作的問題。他盡力和我們交流一些文學期刊上的文字，甚至是敘事手法，遺憾的是那時候依然熱愛文學的我們，對文學期刊的閱讀越來越少，幾乎到了支支吾吾不知所以的地步。
心下卻暗暗覺得，《不許掉隊》不僅是一部小說，而是自我要求的投射。尤鳳偉就像一個每天都上山的人，雖然很輕鬆就到了山腰，但總會扭頭看看身邊的人，不管是老的還是少的。老的爬山的欲望消了，少的或者也過了新鮮勁，而他卻一直往山上走，越過他們的時候，還會認真地瞧瞧他們身上丟下的家什。這些家什，就是語言、趣味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