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這首詩，我呆若木雞，無話可說。我感到這位長官現在與我離得是這麼的遠，又是這麼的近。我無法用現有的詩歌觀念接受它，也無法用通常的編輯視角取舍它。盡管我自己也在寫這類分節分行的文字，並且因剛從前線歸來正在狂熱地寫作所謂的戰爭詩、戰壕詩，但卻被他這首詩弄得心慌意亂，疑竇叢生。我對自己說：這是詩嗎？又對自己說：這不是詩嗎？因為找不到答案，《貓耳洞人》最終沒有在《解放軍文藝》上麵世。
部隊撤回那座北方城市，朱增泉開始了他真正的詩歌之旅。他這時似乎控製不住井噴般的思緒和靈感，在1988年，連續寫作了《戰爭，雨季，地球的又一個受孕期》《貓耳洞奇想》等有關戰爭的幾首長詩，陸續發表在《解放軍文藝》《昆侖》《詩刊》和《人民文學》這樣一些文學大刊上，接著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以《奇想》為名結集出版。那年他留給詩壇的印象就是鋪天蓋地，橫衝直撞，一飛衝天。有許多詩歌朋友相互驚奇地打聽：咦，這個朱增泉是誰？他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雖然部隊詩人比地方更早地知道他，但卻不一定比地方詩人更早地接受他，承認他。這是實話，因為他的創作太有個性了，太不守軍旅詩的常規，也太不講寫詩的道理了。其實在他的心裏，本來就沒有常規，沒有什麼寫詩的道理。我說他開始了真正的詩歌之旅，是指他在經曆過那場戰爭之後，忽然對曆史、人類、戰爭、文明等無比巨大的概念有了一種強烈的傾吐欲望，他感到過去幾十年沉澱在心裏的某種東西終於綻開了，沸騰了，鼓脹欲裂了，而詩歌正好成了他讓那些東西衝破地殼的火山口。許多年後，他在獲獎詩集《地球是一隻淚眼》的自序中說：“我是軍人，不是詩人。寫詩，純粹是我的業餘愛好，何為‘愛好’？性情所至，愛之好之，欲罷不能，欲棄不忍之謂也，非‘附庸風雅’之謂也。我白天有忙不完的事，每一首詩都是熬夜熬出來的。早先是一行一行地寫，一遍一遍地抄，後來買了一台電腦，在夜裏一字一句地敲。並不是有人想象的那樣，有什麼人幫助我整理、潤色之類。字字句句屬於我，一筆一畫在心頭。”他還反複申明：“我不大懂詩，我寫詩不大遵守詩的規矩。如果我對詩歌理論、詩歌技巧之類懂得太多，可能會顧慮重重，反倒不敢寫了。不大懂，反倒顧慮少，敢寫。”
朱增泉真正“敢寫”的詩，是在《奇想》出版後的第二年寫出來的，名叫《京都之亂》。依然是浩浩蕩蕩，依然洋洋灑灑。我依然在第一時間讀到這首詩，並且清晰地感覺到他的心靈在詩中的躍動和震顫。我承認我當時流淚了，為他的詩在短短幾年中所積蓄和噴發出來的那種搖晃曆史和撫慰人心的溫暖力量，也為他麵對詩歌的坦蕩、真誠和執著。我相信這首發表於當年《昆侖》大型文學期刊第六期的長詩，終究會被人們發掘和重讀的，因為它具備曆久彌新的曆史和文學雙重價值。
還不止這些。從1990年至1992年，他寫出了更為寬廣、凝重和沉鬱，更見駕馭重大曆史題材的功力，同時作為中國當代詩歌的文本也更見分量的兩部長詩《國風》和《前夜》。這兩部長詩，一部從我們共同麵臨的現實出發，追溯中國五千年跌宕起伏的曆史淵源和痼疾；一部站在世紀之交，展示中國共產黨人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堅貞不屈、英勇頑強、光明磊落和逐漸顯示出來的雄才大略。《國風》還沒有完成，他先把其中兩個可以獨立成篇的重要章節《出奔》和《土地》交給《解放軍文藝》發表，繼續由我做責任編輯。對這兩部長詩的文學價值，當年已有許多評論，有的高校碩士、博士還將其列為畢業論文加以重點研究，在此我無需多言。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中國詩壇自新時期以來，雖然異常活躍，在西方各種詩歌流派影響下的寫作風生水起，色彩紛呈，讓人目不暇接，但奇怪的是整個詩壇就像集體商量好了似的，幾乎沒有人去涉足重大曆史和事關國家與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主題，鮮見此類大氣磅礴、飽含憂思並從正麵發起衝擊的大作品，這使他的創作顯得特立獨行，鶴立雞群；同時他通過這一部部長詩表現出來的身懷赤子之心的詩歌精神，在贏得許許多多讀者歡迎和讚揚的基礎上，也贏得了軍內外詩人的廣泛尊重、欽佩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