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朱增泉
劉立雲
做一個文學編輯的最大幸福和快樂，不僅在於能最先讀到來自生活中的作品，最先聞到從新鮮的書頁中散發出來的那種濃濃的油墨香味；而且還能親眼目睹一個作家的破土誕生和逐漸成長，親身分享他們相繼獲得成功的榮耀。但我要說，在我二十二年從文學雜誌到文學圖書的編輯生涯中遇到的詩人和作家，朱增泉算得上是個特例，因為他除去給我帶來持續不斷的幸福和快樂之外，還給我帶來了持續不斷的驚異、震撼和激勵。
從1984年開始，我在《解放軍文藝》擔任詩歌編輯近二十年，親眼見證了當下活躍在部隊詩壇的許多詩人的誕生與成長過程，朱增泉就是其中之一。記得我第一次讀到他的作品，是1987年春天他從南疆前線寄來的幾首短詩，有《鋼盔》《迷彩服》兩首，都很短，屬於非常傳統的那種，說不上有什麼特別，絲毫沒有露出後來那股“漫天香氣透長安”的氣勢。如果有誰不相信，可以找出他的詩集《地球是一隻淚眼》來讀讀，這本曾經獲得魯迅文學獎的詩集作為“處女作”收入了這兩首詩，保證讓你讀後也有我當年那種感覺。那年我在閱讀厚厚一疊自由來稿時在這兩首短詩麵前略作停頓，再把它們挑選出來備用，是考慮到刊物需要這種作品。因為那時我們的部隊正在南方輪戰，每年部隊上去後都會自發組織詩社和印刷詩報，熱血沸騰又多少有些悲壯地抒發為國獻身的豪情壯誌。對這些寄自前線、洋溢著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詩作，我們有責任給予扶植，也有理由對它們網開一麵。正是出於這種心理，我很快編發了這兩首詩，然後主動與他取得聯係。直到這時我才知道他是個不小的官，在一個集團軍擔任政治部主任。那時還沒有恢複軍銜製，像他這個位置的官差不多就是個將軍了。明白這一層，我又想，他寫詩大概隻是一種姿態，或者是一種別出心裁的戰時思想鼓動。說得苛刻一些，大概也有點附庸風雅的意思。總之，我當時壓根兒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在未來聲名鵲起的詩人在嘭嘭地敲擊詩壇的大門，以至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在他的詩稿中亂砍濫伐。他看了我傳過去的稿子後婉轉地表示了他的不滿，但我依然不管不顧，心想我改你的詩歌，用你的詩歌，那就是看得起你，給你一個機會，你當大官又怎麼樣？
當年５月，在他這兩首“處女作”剛剛麵世的時候，我帶領兩位部隊青年詩人簡寧和蔡椿芳到前線去舉辦“戰壕詩會”。聽說我們到他的屬地來了，他馬上邀我們見麵。當時他們的部隊已經開始接防，戰事一觸即發，一輛輛戰車正像風一樣向前沿開去。大片大片被霧嵐籠罩的邊山不時傳來隱隱的炮聲。從我們麵前一閃而過的那些官兵，臉色都繃成了冰冷的鐵的顏色。在我們看來，朱增泉身居一支作戰部隊政治部門的最高長官，在這種時候肯定最緊張、最忙亂，例如他現在所處的位置，至少應該在披滿偽裝網、戰爭的氣氛快要臨近爆炸的前線指揮所。但他卻把約見我們的地方安排在後方的一個人去樓空的駐地，而且顯得那麼輕鬆自如，那麼談笑風生，好像即將展開的戰爭隻不過是小試牛刀。看見他如此從容，我們先是心裏一驚，接著原本有些忐忑不安的心馬上也跟著放鬆了。我猜想他這是要告訴我們：戰爭算得了什麼？他今天要宴請的唯有詩人，唯有詩歌。那頓飯我們整整吃了兩個半小時，席間坐而論道，沒有一句話不與詩歌有關。那年我剛剛三十出頭，簡寧和蔡椿芳分別從地方大學和軍校畢業才兩三年，嘴唇上仍長著細細的絨毛，但一談到詩歌，從我們嘴裏蹦出的都是艾略特、龐德和埃利蒂斯這樣一些外國大詩人的名字，還有他們寫的長詩《荒原》《四個四重奏》《比薩詩章》《英雄挽歌》什麼的。他多半靜靜地坐著，饒有興趣地聽著我們海闊天空，高談闊論，如數家珍。他對我們提到和崇拜的那些大師顯然還不熟悉，這從他眼裏露出的好奇和專注看得出來，他不排斥，不抵觸，甚至對我們年少氣盛表現出來的那種輕狂也很寬容。他靜靜地認真地傾聽著，不時發出提問，比如問我們那些外國大詩人對待戰爭到底抱什麼態度，他們的表現手法有什麼獨到之處，還請我們舉幾例說明，好像我們每個人都能給他釋疑解惑，每句話都能讓他看見一片新大陸。記憶深刻的是，他始終坐在留著一道縫的兩條凳子中間，身體的重心一直懸著。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日子他其實非常忙，非常累，幾近徹夜不眠，痔瘡患得很嚴重，痛得不能在凳子上平坐著。知道這些，我們既被他的真誠感動了，又被他的癡情搞糊塗了：他都是軍職幹部了，年紀也眼看要到五十歲，怎麼會在這種時候熱血沸騰，走火入魔，動了寫詩的念頭？多麼不可思議！再說了，仕途和詩途相比，雖然隻有一字之差，但前者他已走得一馬平川，未來當更大的官也是指日可待；詩途卻要從頭拓荒，從頭起步，誰能保證他一定成功？就算他大器晚成，真能寫成一個詩人吧，那又怎麼樣呢？一個將軍與一個詩人在中國的社會地位，孰輕孰重，哪頭熱哪頭涼，他還掂不出來？如此一想，我們還是論定他應該屬於附庸風雅之列，充其量不過是一時心血來潮。等戰事緊急了，軍務繁忙了，寫詩的念頭和興趣自然也就自生自滅了。
我們確實是這麼想的！當時我們對他的詩歌到底能走多遠，可能連議論都沒有議論過。想不到從前線回來後，他主動以一個作者的身份與我保持聯係，有時寄來幾首新作，有時寄來一張背對著碩大的偽裝網臉色嚴峻地望著群山的照片，說到底是作者與編輯的交往，從來不談戰事。但他新寫的詩卻離不開戰爭，特別明顯的是他再不寫那種一景一物的東西，而是在冷靜地觀察戰爭，反思戰爭，用他紛繁的思緒穿越硝煙彌漫的戰爭；詩歌的觸須也逐漸向戰爭與人的遭遇，戰爭與世界的秩序、與人類的命運方麵伸展。有一天，一首洋洋灑灑、長達百行的《貓耳洞人》終於讓我嚇了一跳。這首片段性的小長詩以堅守在貓耳洞裏的士兵因潮濕和長期見不到陽光，一個個襠部潰爛，隻好赤身裸體為進入點，但他思緒飛揚，天馬行空，摧枯拉朽，時而想到匍匐在遠古的山頂洞人、藍田人和元謀人，時而想到生活在太空的外星人，時而想到石窟、神龕、鷹巢，時而想到弓箭、長矛、甲胄。詩歌的想象力經天行地，專橫跋扈，寬可趟馬，完全不講常規套路，而要表達的思想卻異常鮮明，異常鋒利，簡直割得出血來。正是在這首詩裏，他在擲地有聲地向人們宣告：他“在苦苦尋找著／真正的——人”。作品的結尾部分，甚至以泣血的聲音喊道：“閃爍星空／眾目睽睽／洞察著聰明非凡的地球人／貓耳洞人／拍打著肌腱鼓凸的胸／向天外生靈喊話——人／我們。是你們苦苦尋找的／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