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吳道子的畫如此令人寶愛，不忍釋手，但蘇軾在捐舍了四菩薩圖後不久，又通過惟簡送勝相院一幅吳道子絹畫釋迦佛像。他在致惟簡的第五封信裏說道：“某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跡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並求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爾。”蘇軾厚愛惟簡及大慈寺勝相院，由此可見一斑。大慈寺曾經深厚的曆史文化積澱，應該記上蘇軾濃墨重彩的一筆。
蘇軾對大慈寺繪畫的貢獻，遠不止於捐獻與吳道子有關的畫跡。他在觀看了大慈寺壽寧院畫家蒲永昇24幅畫水圖後，十分讚歎：“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繪，始作活水，得二孫（指孫位、孫知微，亦彼時知名畫家——冉注）本。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六十之《書蒲永昇畫後》）大慈寺裏蒲永昇的壁畫不僅北宋時健在，即在南宋範成大時代亦還留有“山水十堵”的記載（《成都古寺名筆記》）。北宋著名的畫評家郭熙在《圖畫見聞誌》卷四為蒲永昇作傳時寫道：“……善畫水，人或以勢力使之，則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蘇子瞻內翰嚐得永昇畫二十幅，每觀之，則陰風襲人，毛發為立。子瞻在黃州臨皋亭，乘興書數百言寄成都僧惟簡，具述其妙，謂董、戚之流死水耳。”蘇東坡和郭熙對蒲永昇的評價大致相同，唯郭所雲蘇之評價則更高——“陰風襲人、毛發為立”，亦更具體——南唐時善畫龍和水的董羽，以及北宋時善畫江河波浪的戚文秀，與之相較都隻不過是等而下之的小兒科。蘇軾給惟簡數百言談蒲的畫作，應是實有其事——郭熙在蒲傳末尾注釋道：“惟簡住大慈寺勝相院，其畫刻石在焉。”——且蒲畫水作品的石刻似乎還在，或許近百年後便失傳，而範成大未及見了。
1067年9月15日，惟簡從成都來吊喪兼請蘇軾寫《中和勝相院記》，同日蘇軾跋蘇轍從河朔的摹本《蘭亭》——《書摹本蘭亭後》中說：“子上自可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這說明惟簡在寺院的建設上，非常注重曆史和文化的建設，認為對古物的收集和重新刊刻，都是寺院魅力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有人說蘇軾“與惟簡可謂厚矣，此文獨戲之不以為嫌”，是嫌《中和勝相院記》太過詼諧取笑嗎——“吾之於僧，慢悔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其實這是於佛理於蘇軾都沒有甚深的理解。在蘇軾看來，佛故莊嚴，然其體現未必不在嬉笑狂癡中，況以禪宗聞名之大慈寺，何不可於調侃中寓佛理講法道？
1068年7月28日，蘇軾與成都學官侯溥會食於嘉祐院，向侯溥推薦妻弟王緘，觀看佛牙，隨後立即回眉山。雖然這文中沒有提及大慈寺和惟簡，但大慈寺原96院，現斑斑可考的名字尚存71院，其中就有嘉祐院，所以我斷定這是蘇軾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到大慈寺。頌本是做峨冠博帶的高頭講章的，在蘇軾看來吃豬肉、喝豆粥也可以用“頌”寫成文章，那麼何妨馬上來篇《油水頌》呢？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院，見召，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軾為之頌曰：
蘇軾一是幽默，二是非常懂禪偈之人，所以信手寫來，涉筆成趣，在有趣之中讓人明了許多道理。過了三年後，侯溥替蘇軾的《油水頌》寫了跋，頗見有趣之處，因茲全錄如下：“仆嚐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長老紀公之丈室。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其所謂禪版者。紀曰：‘壁有時以圮，版有時以蠹，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寶去矣。我將寶其真筆，而摹其字於石，垂之綿綿，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四年八月九日，河南侯溥元叔題。”彼時蘇軾的文名和書名均已漸大，走到哪裏，哪裏的寺僧就求文字和墨寶若渴，所以侯溥所記紀丈之寶愛，並非誇大之詞。
1071年6月當蘇軾除杭倅之前，蔡子華和史厚（史厚係蘇軾表兄程之才的女婿）兩人帶來惟簡的書信，蘇軾相當高興。我們都知道惟簡在29歲和36歲時分別被仁宗皇帝賜紫袈裟和封“寶月大師”稱號，係惟簡能力的表現。但事實上，此中也有運作的結果，如此次蘇軾信中說“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為幹得王詵駙馬奏瑜為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計會與瑜師文字，才得即入遞次，莫更一兩月，方得敕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大概惟簡的這兩位徒弟的封賜均已辦好，所以蘇軾才說“偶成此二事”的輕鬆話。這說明世俗生活中的勾兌實是古已有之。一佛寺的僧人能得皇上禦賜封號，可抵擋很多地方官員和豪強的淩侵，還可以引來更多的香客朝拜，這是寺院增加競爭力的一種方法。至於惟簡被仁宗所賜封是否也經過這樣的運作，因無資料證明，就不好妄揣了。
1080年9月12日，惟簡派他的徒孫悟清到蘇東坡處，求撰《勝相院經藏記》，以便利用蘇軾炙手可熱的名聲，進一步增添勝相院的曆史及文化內涵。蘇軾致惟簡的第三簡中說：“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來書丁寧，悟清日夜監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入石。”蘇軾此時被誣而謫貶黃州，因此即便親篤若惟簡，也要像予他人信件一樣來一句慣例性質的“如不嫌罪廢”，可見無所不在的專製皇權對蘇軾這樣熱愛自由生活的知識分子桎梏有多深。同簡蘇軾繼續說道：“碑額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幹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滕元發是蘇軾好友，大抵擘窠書有時名，彼時係安州知府，故蘇軾求友為勝相院經藏碑書額：“近有成都僧惟簡者，本一族兄，甚有道行，堅來要作《經藏碑》，卻之不可。遂與變格都作迦語，貴無可箋注。今錄本拜呈，欲求公真跡作十大字，以耀碑首。況蜀中未有公筆跡，亦是一缺。若幸賜許，真是一段奇事。”（《與滕達道》第二簡，見《蘇軾佚文彙編》卷三）滕元發係知蘇軾者，豈有不買賬之理？“蜀僧遂獲大字以歸，不肖增重矣，感怍之至。”（《與滕達道》第十五簡，見《蘇軾文集》卷五十一）
蘇軾不僅替惟簡、替勝相院這個經藏碑的內容殫精竭慮，還考慮請滕元發擘窠書書額的事，更從細節上給惟簡立此碑以技術上的指點：“其碑不用花草欄界，隻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辭，更不需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書寫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蘇軾致惟簡第三簡）以蘇軾之曠達不羈、大行不顧細謹，其心細如發若此，非至情至性，孰克臻此？蘇軾的可愛可親故不隻在其詩書文書畫，去世幾百年，真雖死猶生也。簡及寺院事後，蘇軾意猶未盡，另附一簡專及抒情：“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日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發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蘇軾致惟簡第四簡）。可惜的是，此種他渴慕的晚境終身未得實現，真替東坡一惜。
卻說蘇軾所作《勝相院經藏記》，不但文思巧妙，而且禪道深邃，更包蘊俗世的哲理。蘇軾由讚美惟簡的努力開始，再從生活來巧加衍說，妙譬日常，寶與寶山、夢與夢中人、蜜與甜等，均以常人所見，而出以非常人之所能見之道。以“我今說此偈，於道亦雲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先我千劫罪”作結，結穴之處，禪宗之理存焉。一篇“經藏記”，千載之下，猶能見出蘇軾郢人運斤，舌燦蓮花，此之謂也。
蘇軾對大慈寺勝相院、對惟簡的關愛遠不隻此，1080年11月15日作《趙先生舍利記》，以從趙先生那裏所得之舍利交予悟清，讓他持歸勝相院。接著在該年12月18日，寫《水畫記》亦即書蒲永昇畫後寄給惟簡，惟簡將其刻在石頭上。查現存蘇軾致惟簡書信共存八通，文集裏五通，佚文集裏包括殘簡三通，大部分書信我都曾論及，現在用一殘簡的論述，來了結他們的弟兄之情、佛緣盛景。“……成都大明叟，雅故相知之深，禮當拜伏。以罪廢之餘，不敢上玷。或因問及，即道此意，如不言及，即不須道也。”（蘇軾佚文集第三簡）這是蘇軾於1095年4月王覿（明叟）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後不久所作，可能是蘇軾寫給惟簡的最後一簡，不久惟簡就坐化了。蘇軾在罪廢之中，且在痔瘡頻發時，還不忘以自己的人脈關照惟簡，讓他能與成都的地方官搞好關係。不過，舊交是否買賬，蘇軾就不敢打包票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充溢字裏行間。
一百多年後，另一位宋代的文學家陸遊在成都生活多年，到了許多寺廟和道觀，如昭覺寺、大慈寺和玉局觀。按道理講，以蘇軾和大慈寺如此深厚的關係，與惟簡如此深情的交往，應該有些遺物能夠保留下來，但陸遊在大慈寺似乎並沒有發現與蘇軾有關的遺物，不然他或許會有記載。倒是“三蘇”曾遊覽過的玉局觀裏還保留了一幅蘇軾的畫像，隻是不知這畫像為誰所畫，陸遊寫了一首《玉局觀拜東坡先生海外畫像》，所謂海外是指東坡貶到嶺南、海南等地，顯然是東坡老年的畫像。詩中誇獎東坡：“心空物莫擾，氣老筆愈縱”、“我生雖公後，妙句得吟諷。整衣拜遺像，千古尊正統”。“心空物莫擾”倒也可以理解，因為東坡貶黃州時還寫得出“以受萬物之備”的妙句，至於說“千古尊正統”，則似乎不知所指何謂了。東坡先生並不是個峨冠博帶的人，你硬要以“正統”而尊之，他還未必領情。
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軍力弱而文風盛得像宋朝，這與宋朝開創者的製度設計有關。比較尊重文人——雖然也有不少人因人言獲罪而遭流貶——使得宋朝在國力、軍力上不能與唐朝相比，但文化創造上並不弱於唐朝。唐代固有許多出名的文人到過成都——如王勃、杜甫、李白、岑參等——而宋朝也不遑他讓，如果說“三蘇父子”是路過成都，而範成大、陸遊則是因仕宦入蜀。陸遊入蜀在先，撰寫了著名的《入蜀記》；範成大雖後入蜀很多年，亦寫作了有名的《吳船錄》。這兩部著作對於研究四川古代曆史、人文地理、長江水道等方麵，都有極大的作用。更為有趣的是，他們還在一起工作了兩年多，範成大是領導，而陸遊則是下屬，相處還算融洽。
陸遊是南宋的主戰派詩人，曾與上司王炎在南鄭抗金前線做過防秋抗金的工作。後來因為王炎回了朝廷，陸遊便於1872年到成都府路任安撫司參議官。中間途經至蜀州（崇慶）、榮州（榮縣）、嘉州（樂山）做官，在1875年1月又做回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和四川製置史司參議官。1174年罷四川安撫史而恢複四川製置史，不僅僅是個名稱變動的問題，而是事涉與金對抗中，四川作為抗金前線是守成還是進取的問題。恢複四川製置史的名稱，表明守成是宋孝宗的主要目標，於此，範成大與主戰的陸遊自然是不合的。範未必不同意戰，但範是大員，更聽宋孝宗的指示。範成大說“開邊吾豈敢，自治有餘巧”（《九月十九日衙散回謁大將及幕屬飲清心堂，觀晚菊，分韻得噪字》），既是說給下屬陸遊等人聽的，更是向宋孝宗彙報其治蜀思想。範成大在四川兩年內，除了懲治黎州（雅安漢源一帶）的少數民族叛亂外，更無其他動作，其中一條惠民之政就是罷除和糴。而大部分時間則花在成都市政的小修小補上。
有宋一朝，大部分出任成都太守的人，都樂於與民同樂。那是因為有都江堰這樣水旱從人的灌溉工具，使得成都在農業社會的優勢相當明顯，民眾饑饉的概率較低——陸遊曾在《洊饑之餘，複苦久雨，感歎有作》中曾自注道：“予在蜀幾十年，未嚐逢歲歉也”——這就是說，與民同樂，除了民俗民風之習染外，更重要的是有同樂的物質基礎。薛奎由在開封執政時的“薛出油”，到成都變成“薛春遊”，不是他人格分裂，而是他能衡時度勢，體恤民情，順應而為。這種奢靡之風，以至於鎮守成都的官員，頻受朝中官員的彈劾和訾議。即便如此，剛方的範成大到了成都，依舊以遊樂為主。修葺江瀆廟、學宮、石筍街，補建籌邊樓，軍事方麵隻是建了分弓亭，曾於1176年秋天在此檢閱部隊，其餘時間，便是與朋友喝酒賞玩、吟詩遣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