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從這篇短文裏我們可以讀出如下的信息，惟中與蘇軾的堂兄惟簡是同一師承和班輩——且與惟簡同在大慈寺裏不同的寺院裏共同生活了24年——是才學不俗的詩僧。而這詩僧不拘小節不顧細謹，用盡平生積蓄請繼舒為其請名手畫六祖像，以了其心願，從張南本的六祖到劉國用的六祖，在在顯示了六祖禪宗對於巴蜀禪宗的不竭影響。文同是儒釋道集於一身的人，關注佛事的同時，也不廢道教，既為大慈寺作人物傳記，亦寫過《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之類的文章。楞嚴道人繼舒歿後，他也應其學人弟子為繼舒寫了像讚，名之曰《覺濟大師真讚並序》，其文為：“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繼舒者，以某年某月某日歿於其室。其學人文照、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州九隴縣，選勝地而塔焉。既已，又繪其像於塔中而恭事之，請於常所與往來者文同為真讚。”（《文同全集編年校注》P977）說明文同與覺濟大師往來很多，常到大慈寺楞嚴院去看他，而文同給楞嚴院畫的一堵枯木，或許也是應覺濟大師繼舒所請，亦未可知。唯一遺憾的是，不能考索繼舒的歿年和文同給楞嚴院畫枯木的準確時間。
文同與大慈寺的關係並不止此，如果我們熟悉《文同全集編年校注》的話，可以發現還有一位禪師與他有不少瓜葛，而這位禪師曾在大慈寺學習七年。《宋高僧傳》曾有雲：“崇壽禪師，邛州人。姓仇名惟己。自毀齒便趨向高遠，父母異之。隸大邑靜林僧籍，以仁普為師。16落發，20受具戒，來成都大慈寺。聽大乘諸經論，凡七年，文與可為文銘其塔。”文同所寫塔銘為《崇壽禪師塔銘》，看了《宋高僧傳》所采崇壽傳的內容，相信全從文同塔銘裏所采摘，隻是他如何修煉的細節未被輯錄而已。宋代政和大火後，建超悟、宣梵、嚴淨三刹分別供學禪者、學律者、講經者使用，崇壽學講經雖在此前，但從唐代以來，講經一直是大慈寺的一個傳統，外寺聽講者可謂絡繹不絕。崇壽禪師於治平元年（1064）圓寂，世壽86歲，據推算他應是在1008—1015年間，於大慈寺聽講大乘諸經，並通曉其奧義。這樣看來川西附近的一些佛寺在佛理傳承上，與大慈寺有不容忽略的關係，值得研究川西地區特別是大慈寺佛教傳播史的人深加注意。
從同為四川人的角度來看，“三蘇”與我有鄉誼，自然受到我的喜愛。但有鄉誼的人太多，喜愛的人卻太少，因為鄉誼不宜演變成毫無做人底線和是非原則的鄉願。“三蘇”中的蘇軾是我特別喜歡的文化人，他在中國古代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全能冠軍”。我承認杜甫、李白的詩歌，蘇軾沒法比，李、杜是真正的詩歌冠軍。但縱觀蘇軾的文、書、畫、詩乃至曠達的人生態度，都使他在中國文化史上領袖絕倫。“三蘇”因趕考、省親、還葬等原因，多次往返路經成都，他們路經成都的曆史，我還沒看到過專門的研究，這實是“三蘇”和巴蜀文化研究的損失。
“三蘇”路經成都多次，但在成都停留的時間也不長。停留時間長短，與情感的深淺自然是有關係的，但也並不絕對如此。1030年蘇洵22歲，尚無子嗣，是年到成都玉局觀裏無礙子嗣卦處亦賣卦求子處，看到一幅眉山得道仙翁張霄遠的畫像。據傳他回家供奉這張畫像而喜得蘇軾、蘇轍二子，實在靈驗得很，此事明代所刻《重瞳觀新修殿宇記事碑》有載，不免有附會自高之嫌。蘇軾文集卷六十八裏《書章詧詩》中，還記載一位蓬州高士李士寧——連歐陽修亦有《贈李士寧》加以盛讚——與章詧父子均有往還，均準確提及章氏父子神秘死亡事，蘇軾再加上這一條他的佐證，可見李士寧提及“嚐見餘於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這麼剽悍的自我表揚，讓你不把他看做文曲星下凡都難。上述諸事雖不必盡信，但說明“三蘇”特別是蘇軾很早就與成都結下了不解之緣。
蘇軾直接歌詠成都之作並不多見，但當他寫到成都的時候，常有出人意表的深情。因與好友一起醉酒吟詩、遊山玩水，自然要想起成都的美酒來，“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成都秀才王緘來看他——有很多人說此人是蘇軾妻弟，從蘇軾文章說其為王秀才，可斷定其不是蘇軾妻弟，蘇軾妻弟名王緘字元直，此事《蘇軾年譜》作者孔凡禮辨析甚清——蘇軾很感慨，於是提筆寫下深情的詩句：“忘卻成都來十載，因君未免思量”（《臨江仙·送王緘》）。成都這座城市因人因物，都使他牽腸掛懷。而“須煩淩雲手，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朕室，古柏文翁庭。”（《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帖》）則是勉老友為四川文化的繁盛作出新的貢獻。至於在湖州作而寄馮當世（京）的《河滿子》就更像居母喪時他給當時成都知府王素所寫的《上知府王龍圖書》一樣，對成都、對四川有深切的愛；“高才本不緣勳閥，餘力還思治蜀兵”（《次許衝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鈐轄》），無不充溢著對治理故鄉者的熱望。
卻說寄馮當世的《河滿子》算是蘇詞裏少見的敘事性作品，卻也寫得這般文情並茂，實屬難得。“見說岷峨淒愴，旋聞江漢澄清。但覺秋來歸夢好，西南自有長城。東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國初平。 莫負花溪縱賞，何妨藥市微行。試問當壚人在否，空教是處聞名。唱著子淵新曲，應須分外含情。”前半闋盛讚馮京保衛成都，安撫少數民族的功勞，後半闋則寫成都的民俗風情，要馮京學治成都的前輩如宋祁、田況、趙抃、薛奎一樣——如薛奎治理開封時以嚴厲著稱，故號“薛出油”；入治成都，則與民同樂，春遊踏青，故名“薛春遊”——入鄉隨俗，“莫負花溪縱賞，何妨藥市微行”，其委婉勸慰情致，躍然紙上。
“三蘇”不僅多次經過成都，而且與彼時成都的領導關係都很好，除前述王素和馮京以外，尚有另外二位。舉薦蘇洵並提攜蘇軾、蘇轍的張方平就不用說了，當張方平1054年11月知益州，賡即蘇洵撰有《上張益州書》，並於第二年帶著蘇軾、蘇轍兩兄弟去拜謁他。1056年蘇軾畫了張方平的像，蘇洵作《張益州畫像記》存於成都淨眾寺，其文曰：“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威，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1060年8月8日曾在成都當過益州轉運使回京做官的趙抃薦蘇洵為秘書省試校書郎，蘇轍在《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裏說：“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色晬以溫，其氣肅然以清。”以蘇軾、蘇轍在做官之前未曾分開過的情形來看，或許蘇軾也見過趙抃亦未可知。不特此也，一些著名的書帖和石碑如《成都西樓書帖》《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帖》《法舟帖》、永康軍迎祥寺鍾樓碑等都與成都有相當深的關聯，可見蘇軾對成都的沾溉是廣泛而深遠的。
蘇軾一生與其所到之處寺院的方丈、僧眾等交遊甚多，所做各種與佛教有關的文字非常之多。《清風閣記》裏言：“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溪上，為閣曰清風。”在《成都大悲閣記》裏他更為直接地說：“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惟得法師敏行乃請高手作佛像，使其莊嚴生動，“餘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從時間上推算此作應寫於1082年——據趙耆《增修大悲閣記》有雲“元豐壬戌，有大法師，敏行其名，造大悲像……複建大閣”——可見他對成都長久的懷想。59年後，紹興十一年（1141），大悲閣因風雨剝蝕，得以重修，於是趙耆撰《增修大悲閣記》，讚賞東坡先生的文章是“此閣有壞，而文不泯”。雖然如此，重修還是得記錄如次，“餘於是乎記之，不以附於東坡為嫌也”。
蘇軾對成都的感情，固然與後來他妻弟王緘和同科進士家安國居住成都，而添一分掛牽外，最早且曆久彌深的係念還是他的宗兄、大慈寺勝相院的住持、寶月大師惟簡。1055年9月蘇洵帶著蘇軾、蘇轍兩弟兄到成都盤桓幾日，除了拜謁剛到任的益州知府張方平外，蘇洵帶著兩弟兄專門去遊曆了大慈寺中和勝相院，見了惟度、惟簡。後來蘇軾分別寫過《中和勝相院記》（1067年9月15日）、《勝相院藏經記》《四菩薩閣記》（1068年10月26日作）三篇文章來專談大慈寺勝相院和自己捐建的情形，是大慈寺值得記取的第一手史料。關於第一次的見麵，蘇轍在《祭寶月大師宗兄文》裏說：“覽觀藥市，解鞅精舍，時始見兄。”（《欒城後集》卷二十）可見大慈寺藥市之盛，在宋時春秋兩季均有，而此處“精舍”當指中和勝相院。說到藥市，其實大慈寺有名的蠶市，蘇軾、蘇轍二兄弟也應是經曆過的，他們自己的故鄉眉山也有相同的市場，蘇轍曾說：“眉之二月望日，鬻蠶器於市，因作樂縱觀，謂之蠶市。”這與成都包括大慈寺的蠶市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成都的蠶市由於人口眾多、供需旺盛，集市開展的時間要長一些。1063年正月蘇轍寫《蠶詩》，而蘇軾則有《和子由蠶詩》“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分敘四川蠶市的習俗和盛況。
1056年蘇洵攜蘇軾、蘇轍二子進京趕考，再次路過成都。兩兄弟一起遊大慈寺的極樂院，觀看了盧楞伽的畫，有題名，其名曰：“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陽蘇軾與弟轍來觀盧楞伽筆跡”（《蘇軾佚文彙編》卷六）。盧楞伽是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的弟子，不隻在極樂院有畫，且在保佛院也有羅漢一堂，其壁畫被範成大稱為“妙格上品”。1057年4月7日蘇軾、蘇轍的母親程氏去世，他們與父親一道返鄉葬母，1059年4月蘇軾住在成都，與惟簡往還頗多，蘇軾離開成都時，惟簡送行很遠，依依惜別。文章中雖然沒有直接點大慈寺的名，但應該算是蘇軾第三次到大慈寺。
蘇軾離開大慈寺回眉山第二天，即於4月3日給惟簡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收入《蘇軾佚文彙編》卷四，因涉及許多事，頗值一說。“昨者累日奉喧，既行，又沐遠出，至刻厚意”，這說明他們相談競日，惟簡還相送很遠，這不是很尋常的情感。且有加者，蘇軾用許多瑣細之事勞煩惟簡——“前買纈一匹，花樣不入意。卻封納換黃地月兒者一匹，厥直同否？聒噪！聒噪！”——“冗事甚聒雅懷，非宗契不至此也”。因蘇母忌日4月7日馬上就到，所以“今趁追薦”，一係列繁雜之事，需要惟簡的幫助。要繡觀音禮佛，“所要繡觀音，尋便召人商量，皆言若今日便下手繡，亦須至五月十間方得了當。如成都見賣者即甚不佳，厥直六貫五六。見未令繡，且以谘報，如何？如何？”而“請檢點妝佛”，不知是否指蘇洵《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中所說“造六菩薩並龕座二所”，尚不得而知。總之，一些餖 竹木之事，拿來煩瀆塵世中人尚有人不能忍，何況方外出塵之人？
到了十月，蘇軾、蘇轍服母喪滿，蘇洵帶上全家包括蘇軾、蘇轍兄弟的乳母前往京都。行前，蘇軾特別想見惟簡一麵，但惟簡失約，以致他心情不好，隻好請人給他帶信問候。“延望不至，何故爽前約也？怏怏。來早且解纜前去，漸遠，無由一見，惟強飯多愛。”（蘇軾致惟簡佚簡第二簡）蘇軾的至情至性，讀之躍然紙上。蘇軾與惟簡如此情性，非隻一見，以罪廢之身貶黃州的困厄之中，仍不忘請其派來索文要字的僧人悟清捎去禮物為贈：“黃州無一物可為信。建茶一角子，勿牙塵浼”（蘇軾致惟簡第三簡）。
蘇軾每見吳道子的畫，必欲觀之而後快，而且對吳的畫讚賞之高，也是罕有其匹——他的朋友鮮於銑1077年曾以吳道子的佛畫為贈——如他曾在1083年在臨皋亭看過吳道子的《地獄變相》並作跋、1085年給史全叔所藏吳道子畫作跋，名為《晚香堂書帖》：“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因此蘇軾能將獻給父親的吳道子的四菩薩圖又捐給大慈寺，那是需要一點舍棄精神的。其經過原委如次：1064年蘇軾在陝西鳳翔得吳道子的四菩薩圖以獻給父親，1067年4月父親蘇洵去世後，1068年蘇軾作《四菩薩閣記》敘述將父親心愛之物施舍給惟簡所在的勝相院之經過。四菩薩圖是廣明之亂殘餘的舊物，價值連城。父親去世後，蘇軾“所嚐與往來浮屠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舍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舍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舍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四菩薩圖安置在勝相院也算勝相院的鎮寺之寶，如此隆重的捐贈與受助，也隻有像蘇軾與惟簡這樣深厚的友情和宗親關係，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