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油簍街、糠市街、紗帽街、棉花街（此街已消失，大略在現錦江區政府附近）等所在的位置，唐宋時代一定是在大慈寺院內，而院內不可能有市場在其中，所以那些由這些專業性市場命名的街道，至少應該出現在南宋覆亡，元明以後或者更晚。比如糞草湖街的存在有兩說，其一是說大慈寺由於僧人多，由此地通過水道入金河將汙穢的東西拉走，但有人認為從地理位置來看，殊不經濟，因此這是訛傳的結果。複次，元滅宋後，成都十分荒涼，是因元軍將此地作為養馬場而得名。果如此，至少證明大慈寺的荒涼，受戰禍之損非常嚴重。因為以大慈寺在唐宋時期的繁盛，它的周圍不應該如此荒涼而成軍用馬場。明代的幾場大火，特別是張獻忠的屠蜀，使四川包括大慈寺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在此之下，荒涼的大慈寺故地，便被民占，因為大慈寺故地及周邊畢竟屬於良田美土，陸路和水道也比較方便，逐漸成為市場，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傾向於認為油簍街、紗帽街、糠市街、棉花街等都應屬清代的街道，因為這些專業性的市場街道隔得如此之近，沒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和消費能力，是斷然不能形成的。也就是說，湖廣填四川移民潮百年後，在乾隆後期、嘉慶朝才逐漸形成了這種專業性市場如此頻密的街道格局。油簍街這樣的街道，本身就證明了這一帶的食指之繁，另外大慈寺的寺僧供養需要用油，也是與這一地區有點長明燈的需求有關（成都有多處的地名天燈巷，其意旨在此）。從唐宋到現在，圍繞古大慈寺的商業運營，不知凡幾。民國特別是抗戰爆發，米市已由南北米市發展為東南西門均有，而柴市依舊以水津街一帶為主，價則冬末春初必漲，夏季則降，殆因洪水便利，柴木較多之故。今之古大慈寺周圍的商業繁盛和人口之多，不必多說，因為大家已有眼目可見。且拿1943年複興書局出版的周芷穎編《新成都》為例，用衣食住行來分析圍繞古大慈寺周圍的街道，商業如何繁盛——還要去掉一些無招牌的——從而證明圍繞大慈寺的市場傳統。
小食店12家：賴湯圓（總府街，雞油湯圓）、呂記（總府街，犛牛肉鬆）、排骨大王（總府街，排骨）、明湖春（總府街，各種麵點）、三六九（總府街，湯圓）；燒麥大王（悅來商場，燒麥）、四五六（悅來商場口，紅燒蹄筋）；天天好（春熙東路，金鉤包子）、飶其香（華興正街，片耳鹵麵、金鉤包子）、盤饗市（華興正街，各種鹵肉）、李鈺興（城守東大街，豆花飯）、大麵鋪（南打金街，蒸牛肉、燉牛肉麵）。
大嚼餐館8家：榮樂園（布後街）、明湖春（總府街，北味）、哥哥傳（總府街）、漲秋（總府街，中菜西菜均有）、頤之時（華興正街，中菜）、長美軒（梓潼橋正街、中菜）、普海春（春熙西路，中西菜肴）、冠生園（正科甲巷，中西菜）。
飯店13家：香山飯店（華興街）、建川飯店（華興正街）、春熙飯店（春熙北路）、青年會寄宿部（春熙路北段）、普海春飯店（春熙西路）、五洲公寓（春熙西路）、合敘飯店（梓潼橋正街）、新陸賓館（湖廣館街）、永成旅館（城守東大街）、先進旅館（城守東大街）、新成旅館（中東大街）、大安旅館（下東大街）、宜賓旅館（下東大街）。
從以上可以看出，大慈寺周圍的吃（小吃、正餐）和住的地方都相當多，且有各種品位和檔次的選擇。倘使沒有相當的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沒有穩定而旺盛的消費能力，是不可能競爭出這麼多的花樣，有這麼多選擇的。小吃多，是滿足大慈寺周圍商家裏的一般工作人員的飲食需要，價廉而實惠；而“大嚼餐館”則是公司領導層和各種社會名流進行商務洽談或者諸種應酬的去處，這些地方高檔名貴，很有特點。最值得注意的是中西菜館之多，似乎並不亞於今日之成都，這典型地反映了社會及人們的趨新程度。當然，還有一點是當時成都作為抗戰後方，來了全國各地的人，帶來了飲食上的新需要新融合。
事實上，就是1909年傅崇矩所出的《成都通覽》中說，東門有赤貧者住的雞毛店，而東大街、西大街的客棧商號住者甚多。“若官店，則以打金街、青石橋、華興街、棉花街、水花街、湖廣館街為佳。”傅崇矩還特別提到彼時主管成都市政的周孝懷的善政，即注意客棧的衛生、通風等的改善。每一處的客棧要求不一樣，棉花街、青石橋的店允許賣唱者進店為客人演唱解悶，而東大街之店則不準騷擾客人。1909年古大慈寺周圍可住的官店：棉花街有高升店、聯升店、天源店；湖廣館街有天祿店、會昌店；總府街有悅來旅店；華興街有明源店；東大街裕成店、天恩店。這天恩店是如今住在我們院子裏的車輻老自家的舊產，也算是有緣，在車老尚未出生前已是成都名店了。1943年住的地方也相當多，不僅因為大慈寺周圍特別是春熙路一帶，是非常繁華的市區，更兼牛市口到東大街一帶，就是從川東方向到成都來的必經之地，很多人都會下榻在附近一帶，所以，彼時的旅館業比今日的大慈寺周圍還更為繁榮。
商業公會的存在和職業工會的建立，普遍體現出一個地區的商業情形。商業公會反映出雇主（資方）的影響力，而職業工會也展示了雇工（勞方）不容忽視的權力和博弈能力。我們從下麵所羅列的職業工會和商業公會的資料，可以解讀出一些基本的信息。資方力量在古大慈寺周圍的力量強大，而勞方相對較弱，這毋庸多言。因為資方勢力強大，要在易於聯係的要衝設置自己的同業公會，以便解決更多的業務往來和商業糾紛。而勞方勢力相對較弱，他們沒有能力把這樣寸土寸金之地拿來作為自己職業工會所在地，職業工會的成立者都非富有的老板，而是勞方中比較有談判能力和鬥爭經驗者。有趣的是，連擦釘鞋都有職業工會，可以想見那個時候商業自治水平和民眾權利意識有多麼高。
各職業工會5家：京果業職業工會（吳平川、棉花街口王者香）、飯食業職業工會（張銀武、下東大街杏簾）、影院技工業職業工會（鄒晰楷、藩署街13號）、派報業職業工會（黃肇繼、華興街複興茶社）、擦釘鞋業職業工會（楊銘，棉花街2號）。
商業各業公會32家：錢興商業同業公會（陳益廷、西東大街21號、福川銀行）、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張屏翰、春熙路、商務印書館）、百貨商業同業公會（王子華，春熙北路、益大），銀樓商業同業公會（李鬆儒、總府街38號、天鳳銀樓）、金店商業同業公會（姚仁山，春熙路，祥興隆）、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唐子楨，梓潼橋街60號，維新印刷局）、修造人力車商業同業公會（王為本，梓潼橋正街，勝利）、麵粉商業同業公會（艾冰台，梓潼橋正街，麥興麵莊）、棉紗花商業同業公會（林竹村，上東大街98號，新和祥）、絲商業同業公會（林竹村，上東大街98號，新和祥）、麵食商業同業公會（張銀武、下東大街106號、玉成號）、製革商業同業公會（劉自慶，總府街131號，永川）、屠宰商業同業公會（王次光、湖廣館街，龍記）、茶業商業同業公會（曾子欽，三聖街94號、恒升永）、木器商業同業公會（劉文華，書院西街20號，同興公）、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傅文翰、中東大街75號，華西藥房）、香貨商業同業公會（上東大街91號、玉槐軒）、煙草商業同業公會（何伯英、武城大街、翁豐隆）、生綢工業同業公會（漆德全，下北打金街46號，德全機房）、綾紗工業同業公會（謝尚章、南紗帽街6號，洪發）、絲輕工業同業公會（張永和、天涯石南街78號，永和號）、刺繡工業同業公會（崔廷文、科甲巷20號、裕豐仁）、瓷器商業同業公會（魏子強、北打金街、福泰）、影戲院食品商業同業公會（吳永聰、總府街智育）、紙煙商業同業公會（劉集臣、總府街88號、同德商號）、運輸商行商業同業公會（段呈祥、上東大街79號、德合公運商行）、石器商業同業公會（傅青雲、西糠市街12號、傅清盛）、照相商業同業公會（向敏堃、春熙北段、東亞相館）、軍裝商業同業公會（李達卿、總府街106號、新茂通）、川產絲織品商業同業公會（廖文長、春熙南路35號、世昌）、染織業工業同業公會（王慎齋、春熙西路8號、佰林）、紙張產製商業同業公會（馮肇壁、中北打金街24號、玉森公）。
在古慈寺周圍的同業公會，竟達32家之多，出現的頻密度相當高，同時也囊括了很多種商業領域，甚至有軍裝商業同業公會，這說明軍裝的買賣在彼時也許是當做一種市場商品來經營的，這倒是一件值得探討的事。至是因為商家及同業公會頻密，才使成都比較有名的23家銀行，有8家在春熙路、華興街、總府街經營，占總數的近三分之一，再一次證明大慈寺周圍作為商業中心的魅力之所在。
成都的夜市起於何時何地，至今未有定論與詳考。漢代的老百姓為了晚上能點燈織點布，因消防做得不到位，釀成了火災，被當局一禁了之。後來隻有等廉叔度這樣的能吏來了過後，才放開了一禁了之的粗暴簡單的做法。廉叔度要求大家做好防火措施，同時政府也加強疏導管理，做好消防工作，老百姓從中得到了實惠，使得民眾給他讚歌：“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日無襦今五■。”四川地區說某人顯擺——五條褲兒重起穿——的言子，其淵源大抵來自此處。傳統農業社會生產效率低下，體力勞動的重活多，人們為求得一飯之飽，所耗費的身體能量是相當高的。一到天黑吃飯了便上床休息，是我小時看到的農村常情。但農閑時就存在許多沒法打發的時間，家庭主婦需要點燈夜織粗布、納鞋子、補衣服，而男性則要打草墩、做竹篾器、做藤編等手工藝，來補貼家用，但這一切都需要照明用的油。油的貴重自不必說，連我小時想就著煤油燈讀書都是件奢侈的事，那麼作為古代成都人來講，何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