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市場包圍的古刹
大慈寺的蓬勃中興，特別仰賴於唐玄宗的書匾賜田，這就讓大慈寺獲得了世俗最高權力的庇護，使它免受會昌滅佛等一些人力可以規避的災難。除了人們的禮佛信仰外，有對世俗權力的渴慕催化，來的人就更多。
大家爭相來此遊玩娛樂，從而使得大慈寺在宋朝以前近乎有著皇家寺院的派頭和人氣，使得各種市場圍繞大慈寺的格局千年不衰，這恐怕是中國寺廟史上少有的情形。
大慈寺附近有條義學巷，南接紅石柱橫街東口，北至中東大街東口，它因有人施舍辦不收錢的義學而著名。
大慈寺除在唐宋時期規模較大外，越往後，其規模越小，寺院被燒形成的荒地被占，有的甚至成了市場。無論是水道還是陸路，大慈寺都算是個交通比較便捷的地方，人口越來越稠密，固定的常規性市場需求就越來越旺盛。
時令性市場
常規性市場
夜市
世界上的宗教信仰頗有不同，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這不同，還體現在為行信仰之事所建築房屋時的選址上。基督教完全在塵世裏紮堆，多半因該社區的信眾人數增加，而其他地方教堂路途遙遠，或者房小不敷應用，因此另建一處教堂方便信眾便成急迫之事。而伊斯蘭教的禮拜處，也有建在市場旁邊的，亦是便民之需要。佛教和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則頗有不同，他們大多選擇人跡罕至，風景清幽的地方，作清修信教之用。一句“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民間概括，充滿著忌妒兼羨慕的雙重情感，仿佛僧人們都是風景探險專家，甚至是背包一族和驢友。佛教在中國的確是名山勝景的傍生物，著名的峨眉、九華、五台、嵩山諸山，都可謂佛教聖地。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說明佛教修來世的理念，影響著它對公共事務的深度參與。盡管有普度眾生的想法，但佛教對塵世還是有逃避之嫌，這也就是佛寺在城市裏比較少，它周圍更不可能市場圍繞的原因。大慈寺在草創初期，根本就沒在城內，所在之處亦屬荒郊野外，自然符合佛寺選址原則：清幽出塵。但大慈寺離城市並不遙遠，在唐開元中草創後一百年，高駢築羅城後，即被包納城中，這就注定了大慈寺的命運和它的格局，與其他寺廟有一定的不同。
離城市近，首先方便達官貴人前來禮佛燒香，來一次寺廟相當於到近郊遠足踏青，節假日舉家出來遊玩也不是太費工夫的事。更重要的是，大慈寺的蓬勃中興，特別仰賴於唐玄宗的書匾賜田，這就讓大慈寺獲得了世俗最高權力的庇護，使它免受會昌滅佛等一些人力可以規避的災難。除了人們的禮佛信仰外，有對世俗權力的渴慕催化，來的人就更多，這其中就包括前後蜀偏安一隅的皇帝的號召。大家爭相來此遊玩娛樂，從而使得大慈寺在宋朝以前近乎有著皇家寺院的派頭和人氣，使得各種市場圍繞大慈寺的格局千年不衰，這恐怕是中國寺廟史上少有的情形。
成都集市形成非常早，在唐宋由於成都非常繁榮而達到極盛的境地。盛到一種什麼地步呢？不僅每月有專業買賣的集市，還有遊玩性節日形成的集市，也就是把商業娛樂化，把娛樂商業化，即把買賣與娛樂合在一起。此種精神遺脈，依舊在今天的成都人身上展現——在極為享受的茶館，把工作和生意都做了；反之，談商業和工作也有一定的娛樂性質，這真是叫其來有自。
《成都古今記》裏細數了成都12個月的集市：一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可以說每個月的集市，都與成都的氣候、物產、農時及人們的喜好和日常生活有關。一位叫慶餘的近現代詩人用通俗的竹枝詞的方式，來詠歎了12個月的集市，每月兩首，等於二十四節氣，真是一種很好的對生活的讚美和享受。這12個月的集市，分別在城市的東南西北展現，但大慈寺是出現比較多的地方之一，可以略窺大慈寺的繁榮和重要性之一斑。
這種每月都舉辦的時令性市場，和近現代人口活動頻繁後，鄉場的興起——比如成都附近的地名三河場、中興場、石羊場等都因鄉場而得名——民眾固定性趕圩，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說這種時令性市場，就是近現代鄉場集市的遠祖。事實也正是如此，四郊都有一種短期集叫草市，陳溪在《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並天王院等記》中寫道：“昔武侯以蜀脞脆，故令鄰邑，翌日為市。”像這樣的草市又被北宋吳處厚的《青箱雜記》稱之為痎市：“蜀之有痎市，而間日一集，如瘧痎之一發。”就像古代人所害的瘧疾，打的擺子一樣，隔一天就發作一次，極其形象地描述了此種集市的間隙性、頻密性，可見彼時的市場雖沒有日日都固定地開著，但亦可想見其興旺。
蠶是古代農業社會一種非常重要的物資，其市之發達與否事關民眾生活質量，甚至影響到國家的安全，由諸葛亮強調蜀錦對蜀漢的重要性不難看出此點。每年1-3月在城西南的聖壽寺、大西門，城南的得賢門，城東的大慈寺多次舉行蠶市——學者王文才先生考出蠶市之地有聖壽寺、龍女祠、五門、嚴真觀、寶曆寺、大慈寺、青羊市、學射山、通真觀、乾元觀，可以概想其在成都民眾生活中的影響力——既展現蠶市需求之旺，也體現出蠶市有其他集市不可比擬的重要性。作為彼時行政長官的田況曾經寫過兩首反映蠶市的詩，其一《正月五日州南門蠶市》寫南門蠶市物品交易的盛況，其二為《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蠶市》：“商閣長廊門四開，新晴市井絕纖埃。老農肯信憂民意，又見笙歌入寺來。”在一個絕佳的天氣裏，大慈寺山門四開，包納趕蠶市的人們。老農相信政府的倡導、寺院的協助、民眾的參與，能夠更好地解決蠶市的買賣問題，因此到處是一片歡騰的景象。
大慈寺蠶市的遠近聞名，成都人黃休複在《茅亭客話》裏說：“每歲二月望日，於府治東大慈寺前鬻蠶器，謂之蠶市。”沒有到過成都的祝穆也說：“成都，古蠶叢氏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五月鬻香、藥，號藥市。冬月鬻器用者，號七寶市。俱在大慈寺前。”（《方輿覽勝》）祝穆的說法把大慈寺作為時令性買賣交易市場的特性，完整而準確地展現出來了。即因其水陸交通便捷、流動人口較多，促成了大慈寺節令市場的誕生，很多人兼具香客、買家和賣家的多重身份，參與大慈寺市場買賣、遊玩和禮佛的多種活動，共同造就了大慈寺在唐宋時期無與倫比的繁榮。
因為蠶市的舉行大多在春天，所以與成都太守倡導的與民同樂的節目“遨遊”，在時間上大部分是重疊的。對成都的民俗風情了如指掌的蘇東坡，曾在一首《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的詩裏說道：“遨頭要及浣花前”。東坡自注道：“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遊，謂之遨頭，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從蠶市的舉辦與遨遊節日在時間地點上的重疊，就不難想象古代成都在商業和娛樂上的緊密聯係，大慈寺就是此種習俗的一個觀察站。除了蠶市外，七寶市、香市、扇市、藥市等均不同程度地在大慈寺舉行，且成交量不小，因為此時大慈寺已水陸兩便。
大慈寺除在唐宋時期規模較大外，越往後，其規模越小，寺院被燒形成的荒地被占，甚至形成市場的情形也所在多有。無論是水道還是陸路，大慈寺都算是個交通比較便捷的地方，人口越來越稠密，固定的常規性市場需求就越來越旺盛。如大城東南隅有米市，宋代黃休複的《茅亭客話》中說“成都南米市橋”，而清末民初則有兩大米市，分別在南門（南米市在下南大街）和北門，北門米市在北大街火神廟內，而清代官家的糧倉則在昆明路西之豐豫糧倉，民以食為天，不可小看。炭市可以從《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三所引《王氏聞見錄》裏查到，魚市則可以從陸遊的“萬裏橋邊帶夕陽，隔江魚市似清湘。”（《晚步江上》）略窺大致方位，而麻市則在彼時的聖壽寺，現在西勝街一帶。
我小時偶爾幹過一點推磨舂米的活兒，深知這是比較重的體力活。在沒有現代機械動力如打米機、粉碎機誕生之前，要把稻穀、玉米等脫皮、碾碎，非有較好的體力莫辦。而水碾是借助水力來節省人力資本的一個較好的方式，因此凡水量充沛且有一定落差的地方，大多能看到水車和水碾在那裏工作著。1909年的成都，據《成都通覽》記載，尚有水碾十座，分布在北、東、西門以及青羊宮和高家坎。而在其東門外的則計有餘家碾、蘇家碾、黃家碾（分上碾下碾）。換言之，十座水碾東門占了四個，是東門一帶較大的地勢落差、便捷的水利條件和人口稠密度所帶來的日常生活需求而決定的。
在大慈寺山門旁邊，早就有了磨坊街，這並不是偶然的。雖然磨坊街街名的來曆，史籍不能準確斷定其起於何時，但肯定應該與修築開通解玉溪、金水河，修築羅城，讓府河從西北流經大慈寺旁邊有關。隻有城內的兩條內河和一條繞城的大河，在磨坊街一帶彙合，才能造就磨坊生意的興旺，日久才能因此而名街。由於河道的改動和水量的下降，水碾和磨坊的位置也在改動，清末民初東門的磨坊位置，不在今之磨坊街也屬自然。磨坊街曾經多磨坊業，形成市場，此是不爭的事實。也隻有在磨坊街才發現過舊有的大磨石，1924年以後修建房屋將此埋入地下，若有一天重現天日，用考古手段，或許可以考訂此石磨為哪個朝代的物品，從而對磨坊街的起源有進一步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