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蜀太祖孟知祥在位僅一年，但在明德六月（934）往大慈寺避暑，說明大慈寺附近的樹木和水勢對於調節氣候都有幫助。他在觀看了逃竄到四川的唐玄宗、唐僖宗的寫真後，還在華嚴閣下大宴君臣（《蜀檮杌》）。這說明大慈寺除了是信仰的場所外，其附屬功能尚有市場、遊樂、宴請、欣賞壁畫等，可謂完備。孟知祥之子孟昶繼位後，“廣政元年（938）上巳，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為戲，命斬之”（《蜀檮杌》）。上巳節是古代春天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自從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寫出此種節日的美好雅集後，便流傳天下。這樣的節日，一般是去災、求婚、男女相會、朋友雅集的大好時機，孟昶也趁這樣的節日在玉溪院清風閣大宴群臣。玉溪院按其方位來看，應該在大慈寺門前的解玉溪和府河交彙處的一個地方，此處應為飽覽風光的最佳處所。優人把前蜀皇帝王衍當做笑料來調侃，自然會引起孟昶的憤怒。雖然王衍是他們打敗的，但他畢竟曾經是皇帝，不能讓倡優隨便戲侮，否則後世必將以此戲侮自己。
我們現今常批評成都人工作像玩樂，玩樂就像工作，將兩者混淆在一起。其實這並非今日成都人的“獨創”，追流溯源，實在其來有自。成都人的閑適是很有名氣的——比如說成都人平均的起床時間可能是全國最晚的，街巷中步行的速度是最慢的，茶館的營業時間可能是最長的——這種名氣從古代即已開始形成。這裏蘊涵一個相當簡單的道理，就像飽暖思淫欲一樣，物產的豐饒，生活的相對穩定，必然給該地的人民個性、民俗風情諸多方麵帶來極深的影響。
曆史上，唐宋兩代是成都最為興盛的時代，繁榮的經濟和豐富的文化，最能見出許多與當今成都相同的遺脈。《歲華紀麗譜》一書開篇辟首即斷言：“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換言之，西蜀大地都有遊賞之俗，而成都為最，遊賞在成都有著相當的物質和群眾基礎——地大物繁和俗好遊樂兩者缺一不可，隻有任何一點都不可能形成大規模的遊賞盛況。北宋呂陶說：“夫蜀之四隅，綿亙數千裏，土腴物衍，資貨以蕃，財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為外府。”由此不難看出。不特是成都，就是成都周邊地區，亦是非比尋常的富庶，同時也就形成了一個以成都為中心的物質與文化的繁盛地區。更為關鍵的是，“既富且庶，役寡賦輕”，因此“古為奧區，今猶壯觀”，於是“俗尚遊樂，家多宴樂”，這就是宋人劉錫在《至道聖德頌》裏所描述的成都景象。
大抵在1056年8月，朝中重臣聽說仁宗皇帝要用一位本來就喜歡遊樂的著名文人——宋祁去執掌成都的權柄，反對的人非常多，其中尤以宰相反對最為猛烈。宰相的理由是：“蜀風奢侈，祁喜遊宴，恐非所宜。”意思是說，宋祁的個性太多與成都相合的地方，去了將把成都人民“教壞”，自然這裏麵含著成都的繁盛對宋祁的“軟化”。但是仁宗皇帝不信這套，似乎相信宋祁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當然還是宰相反對得有理，宋祁在成都奢侈過度，過著神仙日子，其舉動聞名於朝廷，因而數次受到台諫的攻擊。自然像宋祁這樣在成都奢侈過度，不足為怪，成都有其奢侈的物質基礎，而他本人又有奢靡的個人愛好，在成都當然是如魚得水。不過由於他經常受到攻擊，因此執政兩年零兩個月(1056年8月—1058年10月)便被調走。因為古代當官走的是開科取士的道路，因此凡是當官的都能寫幾句詩是自不待言，尤其是詩歌寫作還被作為考題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不用說，宋祁一邊做官，一邊吟詩作賦，麵對成都這樣的美景及繁盛之地，更是不能無詩以記。當然他的詩中在他看來最為切要的無非是：“此時全盛超西漢，還有淵雲抒頌無?”（《成都》），物質和文化上的繁華超過西漢已經很多，怕的是沒有揚雄、王褒這樣的“歌德”高手來給盛世唱讚歌。此中已然透露了宋祁喜粉飾，重遊樂，好燕集的本性，看來別人說他來成都“恐非所宜”，也並不全是誣枉之辭。
無論是到成都當知州還是當督撫，喜歡遊樂燕集的，宋祁既不空前也不絕後。薛奎就曾因喜好春遊，作了十章詩歌《何處春遊好》來讚美成都的春天之繁麗之生機勃勃，因而自號為“薛春遊”，像這樣不避貪玩之名聲的地方行政長官在其他城市是相對較少的。這個薛奎，有意思得很，最擅長入鄉隨俗，在某處當官或者在某個職位上當官，他因表現而獲得的綽號是並不相同的，其表現似乎判若兩人。比如他在開封府的時候，以嚴格治理開封諸事著稱，即所謂“權知開封府，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宋史·薛奎傳》），因而人稱“薛出油”。一個人在不同地方當官，所用的方法竟然截然相反，不能隻武斷地說薛奎善變，而是時勢地理，人情物理相去甚大之必然。成都之好遊樂燕集，不隻是一個民俗風情的問題，所謂“違之則人情不安”。薛奎或許非常用心地研究了這點，當然也可以從旁驗證成都對一個人潛在欲望的激發與改變。
事實上，如果不遭逢大的戰亂，天災人禍，成都的繁榮是有其先天基礎的。如有宋一代，成都發生大的水災共七次（996年、977年、1135年、1137年、1172年、1217年、1233年），亦偶有地震，間或有農民起義，這些都對成都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有著一定的負麵作用。但有宋一代，整個成都的繁華是不爭的事實。進而言之，即便是麵對一片廢墟，成都的複建能力也是極強的，這可以從清朝前期的成都重建與開發中得到印證。這其中原因固多，但地理氣候之類的自然條件不可低估，譬如土壤肥沃、水旱從人（自然這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灌溉農業比較發達等，同時還有雖經毀損而並不曾完全斷絕的文化遺風，這些都是成都得以近三千年不遷址且繁榮不衰的內在因由和基本動力。有這樣的物質和文化基底，在繁榮的唐宋兩代多幾個像宋祁這樣“號召”士大夫和民眾——自然是有一定物質資本的民眾，廚煙不繼是斷不會去遊樂的，當然這種人在成都相對其他地區較少——遊玩燕集的人，也是並不奇怪的，盡管也有不少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其實宋祁好燕集遊樂的生活方式，隻不過是承襲了他的成都前任的作風而已。如在1026-1028年、1048-1050年分別執柄成都的薛奎、田況，便可算是帶頭“號召”成都人民群眾遊玩的高手，盡管他們也並非開創遊玩風氣之先河的人。
當然，我們不能具體找出一個倡導遊樂風氣的長官，來作為此種風氣的“發明者”，以便給他獎賞。據《歲華紀麗譜》裏記載：“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遝，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可見在田況、薛奎、宋祁們之前，遊玩燕集已形成了一種風氣，定期定程序，已經“謂之故事”。而且我們知道，太守是秦代至隋朝的官，後來已廢。因為作為一郡的最高行政長官太守所執掌的“郡”不再作為地方行政區，所以太守已然不再是正式官名之稱呼，隻不過是習慣上作為地方府和州級行政區最高長官的另一種稱呼。如果我們尊重曆史事實，隋代以後便沒了太守之類的正式官職，那麼上述記載就表明，成都遊樂風氣已久，至少可遠推至隋代以前，而且有一地最高行政長官帶頭“號召”遊玩，可以反證班固《漢書》裏對彼時成都地區人的習性的描述與評價。倘使上述記載並不是對彼時成都最高行政長官的稱呼，而是對唐代以後執掌成都權柄的行政長官的習慣性稱呼，那麼至少也證明是“第一把手”在“號召”大家遊玩這一事實。
我們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得出一個結論：唐宋兩代執掌成都權柄的官員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傳統的官員形象作對。自然事實遠非如此簡單。前述的“以從民樂，率歲有期，謂之故事”，並非全是虛假之托詞。“以從民樂”，是因為成都不少的民眾尤其是士紳階層衣食相對較為無憂，有喜好遊樂玩耍的習慣，“以從民樂”就不隻是入鄉隨俗的問題，就是從現代意義上講，法律中的自然法也是由此而來的，也是真正的法律得以本土化的基礎。這說明“以從民樂”除了掩飾統治者自己驕奢淫侈的目的外，確有相當的“民意”基礎，不能不給予應有尊重，自然我們不能拔高古人，說他們達到了這樣認識事物的高度。如此一來，行政長官的“號召”就與成都人古來即貪玩好樂的稟性結合了起來。“率歲有期”，說明成都人的遊玩和成都行政長官的“號召”既不違農時，同時又有利用閑暇遊玩的意識，其遊玩的時間相對較為固定，就形成了類同一定時間的“節日”。從正月元日到冬至日，成都衣食無憂的人“節日”不斷，有的是地方行政長官倡導，有的是百姓自發而成。總之，眾多的人參與的，從而形成的遊樂宴飲之風終年不絕。
隨著城市的擴大，人口的增加，它的功能也就越來越多，人們需求的多樣，包括在數量和質量上的激增，勢必需要城市的功能越來越完善。人們更多的需求刺激了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也刺激了人們更多的需求，同時使農業生產與商業的發展愈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商業發展與農業生產的互動。如此一來，就使得成都地區的廣大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通過這種“率歲有期”的遊樂活動，更好地利用農閑來進行生產和交易相結合的活動。不僅將自己生產的剩餘產品販賣出去，換回自己所需的物品，更重要的是從遊玩與商業交易勾連在一起的活動中，獲得了比農業生產中更大的利益。因而我們才在每年不停的娛樂活動中，尤其是每年正月元日到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誕日的遊樂中，看到了關於蠶市、藥市等大型商業性買賣活動。在蠶市、藥市、花會期間，除了養蠶人賣蠶，醫人鬻艾，道人賣符，花農銷花，官府賣酒(宋代實行酒類專賣)，還可以方便農民們來買農具。可以說這樣由官方“號召”或者民間組織官方相助的商業性遊樂活動，似乎有點類似今日之“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各種“某某節”，隻不過彼時是遊樂甚於商業，不存在著過於明顯的經濟目的，遊樂的氣氛還十分強烈，文化意味比今日濃厚得多。可見宋代的蠶市、藥市的遊樂活動，內含有大規模的商業交易，對成都文化與經濟的繁盛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