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古刹的遊樂
唐宋兩朝由於成都經濟的發展，使得遊賞大慈寺漸為常見，後來更成習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長官的倡導，因此大慈寺作為成都東南部新興的商業區及遊玩場所，必然引起人們的興趣。
唐宋兩代執掌成都權柄的人包括割據政局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個地方，似乎所有的人都去過，那就是大慈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來觀察前後蜀這幾個偏安一隅的皇帝為何熱衷遊曆大慈寺就有特別的意義。換言之，他們對民眾相對不苛求，讓民眾自求其生路；另一方麵他們相對放佚，沒有什麼到處去打打殺殺以求擴展地域的夢想，因之他們特別推行享樂主義。
成都人好遊玩並不證明成都人的生活就不辛苦，蘇軾就曾在《和子由蠶市》留下“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的詩句。
大慈寺遊賞數據研究
觀察幾個皇帝的個案
遊賞習俗成因分析
成都曆來是座休閑娛樂的城市，這在農業社會就更見明顯。在農業社會，麵對水旱從人的天然條件，造福萬人民眾的都江堰，成都民眾獲得基本的物質生活用品，其所費的勞動時間相對較少，是那些苦寒地區的民眾不可想象的。倘使在休息時間基本相等的情況下，成都民眾與其他地方的民眾相比，可以節約出相對較多的時間來遊樂。因之遊樂在成都成為一種好尚和傳統——習慣成自然，此之謂也——這有深刻的經濟因素在裏麵，不是誰想推行就可以推行，想阻止就可以阻止的，除非你違背人情之常，非得用權力來打壓。唐宋一代主政成都的官員，都能入鄉隨俗，深得黃老之術的三昧，故唐宋時期包括大慈寺在內的遊樂之風之盛，實在是明清兩代的人難以想象的。
清代學者紀昀曾說：“成都自唐代號為繁庶，甲於西南。其時為之帥者，大抵以宰臣出鎮，富貴悠閑，歲時燕集，浸相沿襲。……其侈麗繁華，雖不可訓，而民物殷阜，歌詠流風，亦往往傳為佳話。”（《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歲華紀麗譜》提要）從唐代的韋皋、白敏中、段文昌、李德裕、高駢等，再到宋代的張詠、趙抃、田況、薛奎、李之純、王覿、範成大、胡元質、席旦、席益、袁說友等，無不是當朝的重臣。他們治理成都，均頗有政聲，能順應民情世風，故能為成都增添相應的光榮。中晚唐藩鎮割據，地方勢力坐大，唐祚衰微，中央集權的能力下降，故能使殷富的成都在安寧的環境中，自求發展，複以前後蜀偏安小朝廷的休養生息，使得成都遊賞之風，得以賡續不斷。有宋一代，文風茲盛，帥蜀和主政成都的，都能蕭規曹隨，承續舊製，使宋代亦承唐風而來。宋元爭戰，蜀為鋒鏑拉鋸之地，膏粱沃域，滿目瘡痍，加之元朝為異族統治，文化不彰，因此元朝不可能複承成都唐宋遊賞之風。
由於元時蜀學東移，名門望族、閥閱之家大多遷徙江南地帶，再者明朝統治苛酷，故成都遊賞之風在明朝不繼。明末清初的大屠城和拉鋸戰，更是使成都元氣大傷。道鹹以後，國門被逼打開，沿江開埠、沿海開放漸成氣候，深處內陸的成都，作為封閉的農業社會裏的前茅者，哪能再現昔日的風光？其競爭能力已然大不如前，已是不爭的事實。更為現實的處境是，由於清初人口大量移民四川，在鹹同時期四川人口已居全國之首，故需頻頻開荒伐木，大量栽種諸如紅薯之類的旱地作物，才能負擔得起人口對土地承受能力的重壓。如此一來，自然導致清末岷江水量的銳減，且不說解玉溪早在宋代中期以後就填湮為城中的幹溝，就是金河乃至府河、南河也早已風光不再，故這種非常依靠水量流沛、河流的布局而形成的成都市區遊賞方式，自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而作為市區遊賞之地的重要之處，大慈寺，也在市區所有遊賞方式的衰頹之中，成為前塵舊事。但大慈寺的曆史，那些過去的風光，我們也不能使之湮沒無聞。
唐宋兩代執掌成都權柄的人包括割據政局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個地方，似乎所有的人都去過，那就是大慈寺。唐宋兩朝由於成都經濟的發展，使得遊樂漸成風氣，後來更成習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長官的倡導，因此大慈寺作為成都東南部新興的商業區及遊玩場所，必然引起人們的興趣。現在我們就《歲華紀麗譜》一書裏所記載的大慈寺作為市場和遊樂場所的情況，輔之以其他文獻，以作必要的參證，來對大慈寺市場、宴飲、娛樂諸方麵作一個考察。讓我們根據《歲華紀麗譜》一書，先排出一個在一年裏，依照時間（按農曆）順序，成都遊樂宴飲、市場及遊樂內容、領導者（為方便計，通稱太守）及參與人數諸方麵的大致情形的表格：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將冬至前後三日的遊樂活動分成三次，而把6月三伏天的遊樂活動當做一次，把寒食無論是在4月3日還是在4月4日都當做一次，並且將1月14－16日包括15日的活動當做二次，那麼整個遊樂活動，包括專業且季節性很強的市場活動，算在一起，那麼成都的遊樂包括市場總共24次。24次中隻有兩次太守沒張宴或者就宴，那麼說明，成都的整個遊樂和市場活動，隻有8.3%的活動是沒有行政長官親自宴飲的。也就是說，隻有兩次是沒有太守親自率領或參與的，而且從深處說，與民同樂始終隻是個懸擬在那裏的標準，因為從太守的設宴來看，沒有一次是有民眾參加的。由此觀之，整個成都的遊樂活動是一種官方行為，從經濟的角度看，是擴大內需的迫切願望；從市場的角度看，是繁榮市場，有無互換的得力措施；從人文的角度看，是倡導人文習氣，加固民俗習慣，順應民意的需要。成都整個一年的遊玩中，其中有關民俗的遊玩活動有17種之多，占全部遊樂活動的70%，這就說明民俗風情活動，仍是主宰遊玩活動的主項。而關涉市場或者市場與民俗相結合的遊樂活動隻占成都整個一年活動的30%。換言之，活動總體而言仍是以遊樂為主，而市場之設立與發展，乃至滿足民眾的需求方麵仍舊隻放在一個相對次要的位置。也就進一步表明，農業社會對商業發展的鉗製，因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隻有這樣的結局。
使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大慈寺在成都的遊玩活動中，占據了一個非常顯要的位置。從最為枯燥的統計數據來看，在有案可稽的24次宴飲中，在大慈寺的宴飲有14次，占總數的58.3%。如此眾多的宴飲，在背後必然有著更深刻的原因。其一是大慈寺是個很大的市場，舉凡蠶市、香市、七寶市、扇市以及小規模的藥市均在這裏舉行。這些市場活動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民俗意味，需要官方的號召和參與。複次，785年，韋皋任西川節度使時，自西北引內江水入城，鑿解玉溪，經城中斜向東南至大慈寺前，於東郭附近仍入內江。如此一來，使得大慈寺更成為遊覽勝地，而且有河流經過，遂成避暑之地。934年6月後蜀主孟知祥到大慈寺避暑。另外，大慈寺的壁畫及佛家勝景，雄冠當時，唐僖宗及其百多位群臣的畫像及眾多的佛像都供奉在大慈寺（《益州名畫錄》），這就證明“成都，西南之都會也，佛事最勝”（蘇軾《大聖慈寺大悲閣記》）。不特如此，大慈寺“左壓華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會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韋皋《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像普賢菩薩記》）加以市場遊覽之勝，因此四方之士，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都前來參觀拜訪。這樣就使得官家在大慈寺的宴請變成常事，自然就有專門的“設廳”來宴請同僚，以及官方要員及其他來訪者。設廳是唐宋兩代郡署之廳事，唐代諸州郡每十天宴犒將吏一次，為之詢設，因而後來亦稱宴請官吏的官署廳事為設廳。這就說明，官方在大慈寺有專門的宴集之處。此等常設之宴請，固然可添盛況，但靡費甚多避免不了，而且也是吏治腐敗的表征。
前後蜀的皇帝，大抵是做類似節度使之類帥蜀的地方官員，而成蜀地一霸的。如果唐祚不衰頹，他們在成都自然也是要遊玩的，不過他們應該不至於像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的皇帝那般無所節製。
幾年前流沙河先生在成都市圖書館做一個“我說成都”的演講，說到世界上一些學者都談過自己願意生活在哪個年代的故事。他說他願意生活在偏安的後蜀亦即孟昶時代。孟昶在位31年，彼時是全國經濟最好——三文錢一鬥米（30斤）——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孟昶最讓人記得住的是三件事：一是刻石九經（十三經未能完成，後才完成）；二是開創對聯形式；三是宋朝定鼎後前來討伐，為百姓生命計，他率百官出城投降。被擄之日沿途哭送民眾甚多，據聞哭死的有五百多人。有的朝代看上去很強大，幅員也廣大，但未必有偏安30年的後蜀小朝廷惠民實多。
當然，我們不可能想象民眾沒有相應的反抗，這樣偏安的小朝廷的皇帝就會自動呈現善心。比如蠶市，包括在大慈寺的蠶市興旺，就引起了前蜀主王建的“打貓心腸”。“蜀中三月為蠶市，到時，貨易畢集，闤闠填委。建常登樓望之，見鬻桑者不一，顧左右曰：‘條桑甚多，倘稅之，必獲厚利。’由於言出於外，民懼，盡伐其桑柘焉。”（《五國故事》）在大慈寺登雪錦樓遊賞，看到蠶市如此旺盛，便想加稅，民眾便隻有采取自毀而抗稅的激烈對抗舉措，最終迫使王建放棄此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措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來觀察前後蜀這幾個偏安一隅的皇帝為何熱衷遊曆大慈寺就有特別的意義。換言之，他們對民眾相對不苛求，讓民眾自求其生路；另一方麵他們相對放佚，沒有什麼到處去打打殺殺，以求擴展地域的夢想，因之他們特別推行享樂主義。求苑池之勝，遍植芙蓉花之類，都可以使得城市像個花園城市，更為要緊的是，他們成立宮廷畫院機構，養了不少著名的壁畫家，妝點各寺院寺壁和宮殿。使得大家在享樂的同時，為蜀文化的衍生和發展作出了一番貢獻。
王建遊賞大慈寺已見前述（見第三章“皇帝駕到”一節），前蜀後主王衍與其爹相比，也不遑多讓。“後主踐祚，奉太後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雲：‘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麵回風聚落花。’太後深加欣賞，顧問寺僧，以玭對。乃賜霞光箋五百幅，寫詩以進。”（《十國春秋》卷四十四）對於此事，清代王士禛有更詳細的記載：“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禦書賜額。蜀金堂令張玭題詩，有‘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麵回風聚落花’之句。王衍與徐太後遊寺見之，給筆劄，令進詩三百首。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寺觀盧楞伽畫跡留題》，今盡毀。”（《帶經堂詩話》）這說明解玉溪在前蜀時尚屬水深勢大，但由於高駢開拓二江，使其中之一成為今天的府河後，解玉溪與府河交彙處亦即大慈寺山門前，府河河水倒灌阻解玉溪水，便會出現“水麵回風聚落花”的自然景觀。看到張玭形容大慈寺門前景觀的好詩句，後蜀主及徐太後算是重獎他——好紙在彼時算是高檔用品，何況是五百幅霞光箋——自然會形成群臣效尤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