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慈寺生死劫
大慈寺興創初期，唐玄宗一下子就禦賜了1000畝土地，作為寺廟建築及其他活動用地。征諸全國各地寺廟史，這樣的“大手筆”也算是少有的。
唐代會昌滅佛，是一次全國性的佛教大毀滅，但大慈寺幸屬唐玄宗的禦賜和敕建，因此躲過了一劫。
如果從大慈寺的興創期乾德元年亦即758年算起，大慈寺真正遭受第一次破壞，應該是宋代淳化五年（994）的李順陷成都。
清初大慈寺的重建，是昭覺寺的名僧丈雪和尚和懶石覺聆1675年帶領一幹人完成的。
1958年的市政道路改造，是繼1925年的市政道路改造後，對大慈寺的寺廟範圍影響更為深遠的一次。
解玉溪的興衰
戰禍與火災
人為侵占
大慈寺興創初期，唐玄宗一下子就禦賜了1000畝土地，作為寺廟建築及其他活動用地。征諸全國各地寺廟史，這樣的“大手筆”也算是少有的。大抵唐玄宗倉促奔蜀，看到沙門英幹如此賣力救濟災民，並為唐朝國祚祈福，在高力士的大力撮合下，便如此闊綽地賜予了這麼多土地。正因為有這麼多地，加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土的曆史並不算太久，寺廟管理者承襲了印度以單獨的院來組成一個寺廟的方法——最繁盛時達96院，至今能考其名者隻有71院，其他25院連名字也消息於天壤間——實施逐步的建設策略，才最終實現了大慈寺無論從占地、寺廟院數、僧侶人數、教學人數（從周圍各寺廟來大慈寺學道、學律、講經者）、壁畫數量和質量等，在唐宋時期名震禪林的格局。
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沒有不衰落的繁榮。唐代會昌滅佛，是一樁全國性的佛教大毀滅，但大慈寺幸屬唐玄宗的禦賜和敕建，因此躲過了一劫。不僅躲過了一劫，而且成都各大寺廟紛紛將他們貴重的東西寄放在大慈寺，更增添了大慈寺在佛教界中的分量。但能夠躲過一次劫難，並不能保證永遠能躲過劫難的降臨，再強大的機構和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無法保持它長久的興旺，誰也沒有這樣的靈丹妙藥。一座寺廟的興衰，因素甚多，難以罄述，但我們從史料中發掘蛛絲馬跡，也可以大致勾勒出其興衰輪廓，以使我們後人明了什麼是無須徒勞的，什麼是可以有作為的。
我認為大慈寺草創於開元時期，興創於至德年間。其興起，固有唐宋時期許多學者所謂四川人有樂善好施的佞佛傳統，加之整個川西地區物產豐富、饒有資財，因此佛寺興旺才有了相當的物質基礎。但我們不能忘記一個頗有意味的節點：即它的興創是因唐王朝的第一次大劫難——“安史之亂”。雖然殘酷，但我們常常也不得不承認人世間的一點“守恒定律”：他人的痛苦，未必不是我們的甜蜜。唐朝統治者的災難，未必不是大慈寺的福氣。事實正殘酷地證明了，唐朝的一次使皇帝逃奔至蜀的災難，成就了大慈寺。這雖然不是大慈寺刻意的乘人之危，但說沙門英幹善於抓住機遇是不為過的。
皇帝幸蜀，大批官員隨從護駕，不少的文化人入川——詩人杜甫、畫家盧楞伽等就是此中翹楚——更多的黎民百姓逃難入蜀，給四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都帶來了極大的機遇，而大慈寺就非常有幸地抓住了此點。唐玄宗賞賜之豐、高力士的盡力襄助、無相禪師的擘畫、英幹的機敏就不說了，盧楞伽的作品也給大慈寺的壁畫奠定了高水準的基調，其起點之高，其他寺廟難以望其項背。既如此，後之帥蜀主政成都的人，必對大慈寺另眼相看，小者前來遊玩，帶來香客人氣；大者捐資修繕，寫文諭揚。785年帥蜀的韋皋領導民眾開鑿了給大慈寺帶來深遠影響的解玉溪，使得大慈寺乃至成都市的城市格局有了極大變化。
在未開鑿解玉溪之前，成都河流格局全是從西南向東而去，殷實了整個大城和少城。但整個東邊根本沒有什麼河流，使得東邊的發展受到極大的製約，大慈寺自然也不免。沒有河流，周圍就不可能留住人，沒有人氣，寺廟就不可能旺盛。現在沒有誰能夠完全說得清楚解玉溪的流經地點及路線，但我認為有兩人的研究頗有參考價值。其一是史學家李思純之《大慈寺考》（見《李思純文集》，巴蜀書社2004年版），其二是作家、學者流沙河的《芙蓉秋夢》（江蘇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和口述的《記憶中的解玉溪》（見錦江區地方誌辦編纂的《錦江記憶》，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他們兩人的研究都是獨自得出，但看法基本一致。至於四川省文史館集體所著的《成都城坊古跡考》則相對比較略，語焉不詳，而其他散見諸說，在我看來，頗多臆見，故不采納。
李思純所考證的解玉溪流經路線如下：西北城垣外引水——金馬街南（古碧雞坊）——通順橋——老玉沙街、成平街、新玉沙街——桂王橋北街——梓潼橋——藩署街——上、中北打金街之西——江南館街——西糠市街之北（大聖慈寺前門）——油簍街北口出城。而流沙河的解玉溪流經路線如下：城西北角進城——寧夏街的西城拐城牆下水洞子——江漢路——白家塘——王家塘——青龍街——西玉龍街——玉帶橋——老玉沙街——東玉龍街——新玉沙街——桂王橋——梓潼橋——東錦江街（原諸葛井街）——東大街——義學巷——紅布橫街——磨坊街——東門水洞子。
比較李、流二人的解玉溪流經路線圖，流沙河的更詳盡，李的稍簡略，除了入水的地理位置上有差異外，入水口及流經的大部分路線並無差異。這涉及大慈寺的山門位置、金河水和解玉溪在未流到府河（嚴格說來，在開鑿了這兩條內河之後才有府河）之前，是否在下遊處合並，或者如陳一津的《蜀水考·分疏》所言金河水彙入解玉溪的下流，然後一同流入府河。李思純反對此說，從流沙河所說解玉溪入水路線來看，他應該是接近或者同意此說。李思純從雪錦樓、玉溪院清風閣的位置來判斷古大慈寺山門位置和今天大慈寺山門位置近於相同，我認為可能對大慈寺彼時規模的估計過於保守。有資料顯示磨坊街等街名，是解玉溪故道流經而得名的，同時附近的茗粥巷亦是佛家救貧之所，或許與大慈寺也不無關係。今天自然沒有過硬的一手材料，來定李、流之說誰是誰非，但不管怎麼說，解玉溪為大慈寺第一階段的繁榮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為什麼到了785年韋皋一定要從西北到東南開通解玉溪呢？其理性依據何在？古代官員的權力雖然很大，但也不是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的，如果沒有投入與產出的理性預期，那麼勞民傷財的惡評是官員不能不有所忌憚的。我們不能說解玉溪惠及大慈寺不少，就說韋皋開解玉溪是為了大慈寺，這樣的命題是不成立的。韋氏帥蜀鎮守成都，是為了解成都黎民百姓之苦而開解玉溪，因為當時成都戶數在開元盛世，特別是“安史之亂”後有增無減。唐以前，四川人口東漢時期最多，計戶有117萬戶之多，而唐朝開元時期稍遜，為114萬戶（數據見蒙文通《四川曆代盛衰與戶口登耗考略》）。其中成都的人口增加尤多，天寶劍南西道成都府路有16萬零900餘戶（蒙文通《略論四川二千年間各地發展先後》，此二文均收入《古地甄微》一書），與杜甫詩中描述所謂“城中十萬戶”差堪仿佛。
在這樣的情形下，大城、少城，包括被兩江切割的南市等地，人口非常密集。人口稠密，便須擴張生存之地，成都東邊幾乎尚待開發，但成都東邊有個大問題尚須解決，之後才能讓更多的人往東移，於是解玉溪的開鑿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既然大慈寺在東邊離南河很近的地方，因地勢的便宜，加之此寺廟曾得玄宗的禦賜和扶持，又是人們前往燒香朝拜的大寺廟，因此繞其側牆，從其山門前流過，而最終彙入南河便是水到渠成之事。解玉溪從西北流向東南，潤澤的大部分是當時商業尚不發達的地方，而在解玉溪與兩江的廣闊地帶，水源亦是個大問題，於是白敏中在853年開金河以進一步夯實成都東邊的發展。成都東邊的迅速發展，使得民眾大量向東移，給大慈寺帶來了蓬勃生機，常年旺盛的集市、眾多的遊人、不熄的香火，都使大慈寺得到空前的發展。
但問題在於，東方移來很多人後，解玉溪在飲用、消防（防火）、衛生（沐浴、除穢等）等方麵用途大增，這就必然給解玉溪以很大的壓力。加之金水河搶掉一部分水源，使得解玉溪的水量有所減少。白敏中之後帥蜀的高駢苦於成都頻受獠人、吐蕃、南詔的寇侵擾攘，使得城中居民在汙泥中汲水飲用，害瘟疫而死去的不少。為了解決成都水量分布不均，同時解決城市軍事防禦布局，875年高駢將二江由在成都南部平行流過，改由南河、府河二江繞城環抱的格局。二江環抱的格局使成都的發展更形合理，大慈寺也逐漸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但解玉溪的使命就逐漸趨於完成了。前後蜀時期，記錄成都的書籍如黃休複的《茅亭客話》、孫光憲的《北夢瑣言》裏根本就沒有提到過解玉溪，在其他文獻裏也未曾發現。北宋時隻有在大慈寺中和院當了幾十年主持的惟簡曾給吳師孟回憶過解玉溪一些舊跡，但也多語焉不詳（見吳師孟《導水記》）。很多人拚命地找解玉溪消失的原因，我認為自己如上的解釋比較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