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布魯姆斯伯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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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意識到我竟然坐在曆史的隔壁，是屋外一條鏽蝕的防火梯。
八年前東方學院擴展，買下了邊上羅素廣場25號舊樓，以前是菲玻出版公司（Faber&Faber)的辦公樓，樓的外牆有一條鋼製的火災時供逃逸的鋼梯：至今電影裏槍擊追捕場麵的常規道具，現實世界中已經不多。東方學院裝修此樓，決定拆掉此防火梯：現在英國的建築防火規定，對內部隔牆隔門要求甚嚴。樓外防火梯顫顫巍巍，女士先生恐慌中跌下，甚於被煙火熏烤亡命的可能。
但是防火梯變成了一個事件：據考，詩人艾略特在菲玻出版社工作時，妻子維維安一旦從大門口衝進來，門房肯定攔不住她，但是可以迅速電話通知在三樓上工作的艾略特，讓他從這條防火梯逃跑。悍妻猛於火，當年羅素廣場的行人，看到穿著整齊的艾略特先生從牆外鋼梯狼狽而下，想必會給詩人一點同情吧？
1994年的電影《湯姆與維芙》（艾略特夫妻的小名），把艾略特演成一個對妻子缺乏容忍之心的小人，維維安的精神崩潰他有大半責任。名演員戴福（Willem Dafoe)演艾略特，當年永遠溫文爾雅的詩人，平添了一分凶悍之氣。如此解釋曆史，自然也沒有讓他從防火梯狼狽逃竄，以免觀眾過於同情這個薄情郎。但是東方學院事務處非拆防火梯不可，引起文物保護主義者的抗議，文學史家們則為艾略特有無狼狽逃竄之事，各執一詞。爭訟尚未休，在腳手架的布篷後麵，建築公司早就拆掉了這條對艾略特有利的證據。
說起來是小事，但是許多人認為，艾略特沒有婚姻之難，就不會把倫敦寫成荒原，也不會說“我們是空心人，是亂草填塞的人”。這個防火梯——空心人匆忙奔入荒原的通道——萬萬拆不得。不過我校事務處的人，對古人的處境，缺乏最起碼的感應。如今此牆上，隻剩下一個倫敦旅遊局安上的搪瓷盤：“詩人艾略特1925至1965年在此辦公”。像我這樣有幸見到過防火梯的人，見到這設計惡俗的字牌，隻能為古人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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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剛到東方學院不久，90年代初的事。此後東方學院又擴大，倫敦大學另外的幾個學院也在擴大。報上開始說話了：布魯姆斯伯裏集團的殘存遺跡，都要被湮滅了。東方學院出版科搬出教學樓，到半裏路外的Tavistock廣場，那裏正是弗吉尼亞·伍爾夫與她的丈夫政治學家倫納德·伍爾夫合辦並且堅持了幾十年的私人出版社“荷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所在地。
私人由於愛好而辦的出版社，難以長久。小出版社不盈利，一點個人原因，小小家事，就不再堅持下去。都說弗吉尼亞性格不定，容易悲觀憂鬱。就憑辦荷加斯出版社幾十年，可以看出她真做起事來，作風執著。自己開出版社的現代作家，各國都大有人在。台灣朱西寧一門作家，自辦三三書坊。作家辦出版長期堅持並有所成，如伍爾夫夫婦者，恐怕很少。原因簡單：事務工作太多，為人作嫁，大師不為。讀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日記可以看到，她很喜歡看稿編書，遍識英才，並沒有覺得是耗費她的寶貴時間。1919年就慧眼出版艾略特的《詩集》，1923年也是荷加斯出版英國版《荒原》。
東方學院出版部走進了荷加斯的文物樓，我覺得豈不妙哉。此事文物保護主義者不無傷悲：布魯姆斯伯裏這塊地方，30年代起就被倫敦大學逐漸侵蝕。90年代後期，英國高等教育終於像美國一樣自我取消精英地位，大學生擴展到同齡青年的一半，並且大量抓捕外國學生，現今倫敦大學幾乎占用了整個布魯姆斯伯裏地區。
這一帶突出的街區建築景觀，是一連串的“廣場”：羅素廣場，戈登廣場，塔維斯托克廣場，菲次羅依廣場，東方學院擴建後消失的托靈頓廣場，博龍斯維克廣場等等。譯成“廣場”，是因為原文作Square，方形廣場。實際上倫敦中心區的這些廣場，應當稱為“花園廣場”（Garden Square），中間不是空地，而是有小徑的花園。周圍四街緊排在一起的維多利亞式或喬治亞式房子。由於在市中心，後花園不可能大，前臨大花園，就顯得寬敞而蔥綠。20世紀初在倫敦，這是相當舒適的中產階級住宅。
半世紀以前在香港，有“人生四子”之說：美國的工資，英國的房子，日本的妻子，中國的廚子。我第一次聽到，頗為不解：英國房子——除了鄉村貴族宅第——有什麼可羨慕的？後來明白，這是前汽車時代中產階級的人生追求。在汽車讓住宅撤向郊區之前，倫敦的Garden Square可能是最接近大自然的設計安排，遠勝過紐約隻看見一線天的大樓公寓。
1904年，父親去世，範奈莎與弗吉尼亞兩姐妹，就與大哥索比，小弟安德連出來自己找“價格比較便宜”的房子，搬到布魯姆斯伯裏地區的戈登花園廣場46號。原來父親家有11口人，外加7個仆人照應，氣氛窒息。現在到這個花園廣場，像上世紀初急於脫離大家庭的中國青年一樣，豁然開朗。此後，許多朋友也住到附近。這裏成為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的聚會地點，到1906年後，在知識界已經出現“布魯姆斯伯裏派”（Bloomsbury Set）這個調侃的名稱。
如今布魯姆斯伯裏地區的房子，已經寸土寸金，但依然有昔日的優雅寧靜，當作辦公室，並不合適：開間小，走廊多。這些從布魯姆斯伯裏文人那裏買過來的房子，留一塊小園牌向前屋主致意。隻是因為是文物保護房，才沒有遭到拆平重建之災。
不過布魯姆斯伯裏之撤向遠郊，不是趕汽車時代時髦。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布魯姆斯伯裏的人都持反戰立場，登記為“良心反戰分子”。英國一向允許這些人不當兵，但是必須到鄉下勞動。範奈莎幹脆買下倫敦之南秀麗遠郊房子“查爾斯農場”，以便就近照顧。二三十年代布魯姆斯伯裏的聚會地點，也常到該處。伍爾夫夫婦，凱恩斯夫婦，也陸續在附近置房——可謂領風氣之先。今人要瞻仰布魯姆斯伯裏人物遺跡，先到倫敦大學一帶的花園廣場房子來看看園牌，憑吊遺蹤，然後搭車南下，去看收藏文物的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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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姆斯伯裏，此詞中文音譯實在累贅。英文簡單：花鎮，不過出典或為某爵爺的名字。19世紀初已是倫敦城區中心，現在更成為倫敦中心的文化區：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一些主要出版社，學生熙熙攘攘鬧事的倫敦大學。假定北大至今留在沙灘，北圖也不搬遷，而且北京胡同也像倫敦，房子越老越堂皇，你就可以想象一個中國的布魯姆斯伯裏。
這樣的文化區，恐怕隻能在文化尚屬精英活動的時代，才有可能：沙灘周圍的胡同，門牌邊可以掛起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全部重要名字。
所謂布魯姆斯伯裏集團，實際上是一個鬆散的，經常聚會的知識分子群體，畫家與美學家特別多，藝術色彩很濃，也有作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除了經常聚會高談闊論，這些知識分子的共同點是對所謂“維多利亞英國”的美學趣味和道德習俗的反感。
布魯姆斯伯裏集團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影響遠遠超出英國。中國“新月社”的形成，顯然以此為模式：詩人作家批評家為中心，團聚包括科學家、銀行家、政治家，甚至軍人等一時之選，往往以女主人沙龍為聚會地點。也出雜誌，辦書店，參與情況卻因人因事而異。
恐怕其他人難以仿效的是“布魯姆斯伯裏集團”的奇特男女關係。以尖牙利舌聞名的美國女作家朵羅西帕克，當時有妙語形容這批文化人——“許多對兒，成三角兒，住四邊兒”（指廣場住宅）。
奇怪的是，如此複雜的關係，沒有敗壞這些人物的友誼。也許正是因為友誼遠遠更為重要，所以誰與誰睡一床，反而是很次要的，以後可以“調整”的小事。性事自由，友誼第一，這是布魯姆斯伯裏的男男女女之所以團聚不散的原因。他們的其他品格——才氣橫溢，傲慢天下，行為狂狷——都能散而不能聚。與性愛有關，卻超越性愛之上的友誼，才是他們的聚合劑。福斯特曾有狂言：“要是讓我選擇背叛國家還是背叛朋友，我但願有勇氣背叛國家。”
我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這批人有意創造的“神話”，但布魯姆斯伯裏人物的奇特私人關係，至今還給文化史家寫不盡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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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來，此“集團”究竟由哪些人“組成”，史家爭論頗多。在當初，事情很簡單：範奈莎與弗吉尼亞兩姐妹與誰交往，誰就是“布魯姆斯伯裏派”。正像徐誌摩與誰友善，誰就是新月派：卞之琳從來未能參加新月派的聚會，隻是因為徐誌摩青睞，親手發表其早期詩，因此徐去世後，《新月詩選》必須有這位青年加盟。
如果把兩姐妹從1905到1939年35年中邀請過的人全部開列，布魯姆斯伯裏的“成員名單”就會很長，1987年出版的《布魯姆斯伯裏人名錄》（WhosWhoinBloomsbury）有人名上百。不過範奈莎與弗吉尼亞也是“最不能忍受呆瓜”的人，因此一旦她們覺得某人“沒勁”，就毫不客氣拒絕再邀。誰不再參加聚會，誰也就不再是布魯姆斯伯裏的人。因此此書大部分人，隻是“一度”屬於該派，或者說，邊際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