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個測定很受爭議，因為“文學知識”現在是奢侈，對各種20世紀新式文化產品，例如影視傳媒，大部分學生現在頭頭是道，為當代教育方式辯護的人，認為不過是知識麵不同而已。
這就牽涉到“文化”的定義。往下笨問題多年爭論不清，關鍵就在這裏。但是對此種“文化民粹主義”的人，幾乎來自各個社會傾向。“往下笨”當然是貶詞，有人更刻毒，說“文化產業”已經把群眾變為“廣眾”(admass，盲目跟廣告走的大眾),“民主”則變成“笨主”（Dumbocracy）。辯護者稱之為“當代文化”，“多元文化”，“反精英文化”，時髦稱呼是“後現代文化”。
攻擊文化民粹主義的，最早來自“右翼保守派”。尼采在19世紀（100分的世紀）已經開罵，說“群盲嘔出膽汁，稱之為報紙”；20世紀上半期分數不低，李維斯就聲稱電影報紙通俗小說，“都隻提供最低級的滿足”，完全違反阿諾德對文化的定義——“世界上說出來想出來的最好的東西”；最近耶魯的布魯姆（Harold Bloom)則指出瞧不起知識分子成了當代時髦病，他要求重建“經典”概念；英國保守黨的思想庫則提出：“英國根本不是多種族社會，也不需要多元文化，提倡這些東西是曆史性的胡說八道”；而歐洲國家，以法國為首，憤怒指責美國是往下笨的罪魁禍首，迪斯尼，麥當勞，好萊塢，成為美國文化入侵的尖兵。
但是近20年來，對文化民粹主義抨擊最力的，卻是左翼思想家。自從馬克思主義出現了詹明信所說的“文化轉折”，當代批判思想的重點對象，就是消費文化。早在1957年，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的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在《讀寫何為？》(The Uses Of Literacy)一書中指出強加給粗識文墨者的文化產品，惡俗不堪，而且塞滿資產階級道德。1995年他又出版《如今的生活》(The Way We Live Now)，對40年俗文化洶湧，痛心疾首。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指責現代傳媒“把啟蒙的可能，變成野蠻化的可能”，不僅敗壞趣味，更是癡鈍感覺，為集權主義鋪路。商業藝術看上去是供顧客選用的商品，實際上是操縱顧客的技術。英國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威廉斯，早在1961年的《文化與社會》中就提出必須讓大眾文化擺脫商業控製，他的批判至今尖刻，他的建議也至今沒有實現可能。
既然左翼右翼都批判文化民粹主義，為什麼當代文化還是排山倒海毫無阻擋地往下笨？
很簡單，兩個更有力量的“體製化機構”，就是需要往下笨：傳媒與政客。這兩者都依靠數量化，靠選票與鈔票的數字，所以兩者日益靠攏。意大利總理貝魯斯可尼傳媒大王當政客，克林頓政客下台做傳媒，此種人越來越多。
最近發生的一件事，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個局麵：BBC總裁戴維斯（Garvyn Davies）在“媒體論壇”做主題發言，指斥批評BBC節目往下笨的，“都是倫敦白人中產階級”。此話引起強烈抗議，《衛報》上連續多日刊登知識界的文章，對戴維斯極為不滿，說他的指斥不僅是亂套政治帽子，而且是侮辱電視觀眾：“我供應垃圾，因為你們隻能欣賞垃圾。”
偏偏這個戴維斯本人，三年前有著作，指責媒體有意往下笨。這三年中往下笨減少了嗎？沒有，反而變本加厲。唯一發生的變化，就是戴維斯本人被工黨政府任命為傳媒領袖。因此覺得有必要“感謝選民”。實際上政客與傳媒都是靠“裝作討好大眾，實為操縱大眾”過日子。有文章說，任何時代都有精英，隻不過是一批精英取代另一批。戴維斯這種人，是控製當代政治與傳媒的“精明式精英”。
爭論到這個份上，已經夠複雜的了。應當說，當代文化的普及，不是毫無好處，許多先前享受不到文化生活的人群，現在成了“收視率”“上座率”“點擊率”的主人；同時，也無法否認，當代文化的商業化圖像化簡單化，負麵越來越大，而且隨著全球化經濟，惡果漫向整個世界。
回到本文開始，往下笨的爭論，在中國尚未引出波瀾。不少人說中國剛有商業文化機會，哪怕是垃圾貨，享受幾天再說。即使有往下笨的情況，也尚未下墮過久，不必杞人憂天。
不過，看看生態問題，當年不也是振振有詞“先發展，再治理”？須知文化的流失，也像水土流失，後悔時，已經難以修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