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這就去安排。”劉廠長說。
“那你現在先回工廠吧，待在這裏也沒有什麼事情。”我安排劉廠長先走了。
送走了劉廠長，我隨即給董事長打電話彙報了處理情況，同時，也協調安全保障部將事件向當地安監局進行彙報溝通。
第二天，家屬到醫院見到了死者，安監部門也到工廠現場調查了事故的情況，接下來就是賠償的問題了。對方家屬請了代理律師。我第一次與家屬和律師見麵是在公司安排的酒店，家屬情緒還算穩定。我首先代表公司對家屬表示了慰問，並表示我們會做好已故者的善後工作。對方律師提出了賠償要求，費用總額達五十多萬。除了正常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賠償金組成的費用外，律師還提供了一份死者父母收養孤兒的證明，這無疑又增加了很多費用。我答應律師次日早晨十點再詳談。
晚上回家，我仔細核算了一下費用，喪葬補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賠償金是按照統籌地區上年度職工工資標準計算的，對方律師引用的數據有誤；供養親屬撫恤金是按照職工本人工資一定比例發放的，並按照直係親屬的不同生活狀況進行調配，這方麵我算了一下也可以減少一些費用。
次日的談判，我提供了當地政府公布的有關文件，證明律師在計算時引用的數據有誤，同時指出，工亡者的父母並非無勞動能力的自然人，所以，撫恤金中增加比例的要求不成立。
律師看我識破了他的意圖，便想在收養孤兒方麵做文章。可是我昨天晚上已經做了功課，根據國家有關法規，收養是要經過民政部門一套嚴格的程序認定，鄉村開具的證明不能作為合法收養的依據，這方麵我們不承認。
經過這一輪談判，我最終拋出一個公司可以接受的賠償費用，同時表示家屬的食宿費、交通費以及善後的費用都由我們承擔。
這時，律師支走了房間裏的所有人，然後說：“薄總監，不如這樣，咱們這個費用還按照我們提出的來賠償，事成後其中五萬我們單獨給你？”
聽到這話並不意外，我笑著對律師講：“我也有個好建議，賠償額按照我們確定的計算，我再從公司單獨申請五萬作為你的辛苦費，你看如何？”
律師笑著說：“這怎麼可能，這樣的錢我不掙。”
我笑著說：“既然你都不掙，你認為我會要這個錢嗎？生者已逝，這個錢是員工用自己性命換來的，也是以後家屬的救命錢。我作為公司的代表可以明確告訴你，在國家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公司不會少給一分錢，同樣你們也不能漫天要價，畢竟公司也有自己經營的難處。”
今天的談判沒有達成一致，我提議讓律師再和家屬商量商量。離開酒店回到公司不久，家屬就打來了電話：“薄總監，我不管什麼法律不法律，總之我們家一個活人死在了你們公司，公司必須按照我們的要求賠償，要不然我們就把事情鬧大。”
我安慰家屬說：“你們情緒不要激動，有什麼問題咱們坐下來談。你們失去親人，這種心情我很理解，我們也在盡力做好一切善後工作，還請你也理解我們……”
話還沒有說完對方就掛了電話，我感覺到家屬這次是真的不想講理了，於是我也做好了硬碰硬的準備。
一個小時後，家屬拿著花圈，哭哭啼啼地來到了公司大院，哭著喊著死者的名字，要討回公道。公司裏所有人都趴在窗戶上看，保安則在現場極力勸阻家屬闖進來，我和部門的其他幾個人則一起快步下樓，把死者的父母請到了會議室。
我先是客氣地對他們說：“你們這樣鬧是沒有用的，現在是法製社會，就算你把我打一頓又有什麼用？這樣解決不了問題。”
他父親絲毫聽不進去我的勸告，抓住我的衣服就讓我還他們家孩子。他母親也衝進來，指著我大罵，罵我是怎麼管理的，把她的孩子弄死了。什麼難聽的話都說了出來，除了問候我的祖宗八輩，連我將來的丈母娘、媳婦、兒子都一一問候到了，無人幸免。
先禮後兵，該撫慰的我都做了，看來對待不講理的家屬，必須強硬一些，我於是撥通了張警官的電話。不到十分鍾，張警官就帶著三名警察到了公司，他們出麵給家屬做疏導工作，最後家屬在人民警察的勸說下離開了公司，我對張警官等人也表示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