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你想一想，當一個人失去了自己的主見，習慣於以眾人的是非為自己的是非，以眾人的觀點為自己的觀點，他的自我創新能力怎麼還能夠發揮作用，想必早已被眾人的言語和觀點給淹沒了。
既然從眾有此危害，何以人們擺脫不了這股無形的力量呢？我們知道，人都有保護自己的本能，而從眾往往是人們為保護自己所采取的一種基本手段。人是一種社會的動物，渴望被社會和他人所認同；而人也是自戀的動物，總是更傾向於和自己相類似的人而排斥那些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的人。所謂“罪不罰眾”、“槍打出頭鳥”，人們害怕自己被孤立，被排擠，被拋棄，於是選擇同大多數人步調一致，在人群中隱藏自己。
但是古往今來，所有偉大人物的產生，所有創造性事物的出現，都是在輿論重重壓力之下力排眾議中所誕生的：哥白尼顛覆傳統理論提出“日心說”；達爾文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伽利略質疑並推翻亞裏士多德“重的物體比輕的物體下落速度快”的理論，等等。事實證明，隻有經受住大眾反對的無情浪潮，經受住眾人排擠的考驗不動搖，你的創造性能力才能轉化為巨大的成就。
其次，過於傳統地看待事物的方式。
某天夜裏，一位父親帶著3歲的兒子到外邊散步。兒子忽然指著天空中的明月問道：“爸爸，那是燈嗎？”
父親機械地回答：“那不是燈，是月亮。”
但兒子還是堅持稱天上的月亮就是燈，父親開始覺得兒子很愚蠢，但仔細一想，又覺得兒子說得沒錯，因為月亮確實有照明的功能，而“明”這個字就是日，月相加而成。
這位父親一開始之所以不能把月亮當燈看，想必是因為他對月亮的理解已經形成了高度學術化與文學化的思維認知：“月亮是地球的衛星，其直徑是地球的1／50；月亮上還住著一位嫦娥，李商隱曾詩曰‘嫦娥應悔有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正是這種傳統的思維方式，使得這位父親以及絕大多數的人對月亮的看法形成了一個標準化的思維，而這種典型的成年思維，正是創造力的一大克星。
在一堂地理公開課上，老師指著中國地圖的輪廓問學生：“你們看中國地圖像什麼？”
一些同學說：“像公雞。”老師滿意地點點頭。
還有一些同學說：“像山羊。”那位地理老師聽罷，皺了皺眉，問那些說像山羊的同學：“你再看看，到底像什麼？”
同學們依然回答說：“像山羊。”
想必那位老師認為這些同學是故意跟他過不去，在公開課上拆他的台，於是惡狠狠地又問了一次：“你們再看看，中國地圖真的像山羊嗎？”他把“再”字說得震天響。
那些同學膽怯地說：“像公雞。”
老師提高嗓門再次向全班同學發問：“中國地圖像什麼？”
全班齊聲回答：“像公雞！”
我們從接觸地理課開始，老師就告訴我們“中國地圖的形狀就是一隻引吭高歌的大公雞”，其實換個角度再看，中國地圖像“一隻長著胡子的山羊”也未嚐說不過去。案例中這位地理老師根深蒂固的思想，不僅阻滯了自身創造力的發展，更是在扼殺代表著祖國未來希望的學生想象力。教育家尼爾·波斯特曼就曾深刻地批判過這種現象：“孩子們入學時像個‘問號’，而畢業時像個‘句號’。”看來，過於傳統、不知變通地看問題的方式，真是毒害匪淺！
第三，慣性經驗的思維方式。
在金庸小說《飛狐外傳》中，寫到過兩個人物倪不大和倪不小兩兄弟，人們問他們“誰是老大”，兩人都搖頭。問他們“是否雙生兄弟”，兩人還是搖頭。但看兩人的身形，又是毫無差異，“決不能不是雙生兄弟”。眾人都感到非常詫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從眾人的慣性經驗看來，凡是長得一模一樣的就一定是雙胞胎，而我們平時最為多見的也是雙胞胎，而這兄弟兩人長得一模一樣，卻不承認是雙胞胎，在眾人看來自然十分不可理解，簡直是“腦子有問題”。殊不知，他們其實是一母三胎的其中兩個，而他們兩人都不是老大。
除了雙胞胎之外，三胞胎、四胞胎的概率雖然較小，但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人們卻很容易會被自己長期以來慣有的經驗思維給製約了想象的空間。
桌上有一張百元大鈔，鈔票的正中被一把豎直放置的沒開刃的菜刀壓著，菜刀上支撐著一條橫放的木杆，木杆兩端各放置著一個圓形的小球，輕微的晃動就會使它們掉下來。你能否在保持小球不掉下來的前提下，把這張鈔票取出來？
在很多人的眼裏，因為鈔票是有價值的，所以思考問題的時候都會把“不能破壞它”作為成功取出來的一個無形的附加條件。但是，不管你怎樣小心，要想不讓小球掉下來而取出鈔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錢幣隻是人們用來交換物品的貨幣，其實質就是一張紙。如果你把它當作紙來看待，那麼問題就會變得很簡單，隻要你把它從刀刃壓著的地方撕開，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把錢給取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