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不幸的童年，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情有可原的。”這三種人的解釋都會表現在他們的行為裏。除非他們改變他們的解釋，否則，他們的行為便不會有所改變。在此，個體心理學揚棄了決定論。經驗並不是成功或失敗之因。我們不會被經驗過的打擊所困擾，我們隻是從其中取得決定吾人目標之物。我們被我們賦予經驗的意義決定了自己以某種特殊經驗，作為自己未來生活的基礎時，很可能就犯了某種錯誤而不是被環境所決定的，我們以我們賦予環境的意義決定了我們自己。
然而，在兒童時期，有某些情況卻很容易孕育出嚴重的錯誤意義。大部分的眾所周知者都來自這種情境下成長的兒童。首先，我們要考慮曾經因為在嬰兒時期患病或先天因素，而導致身體器官缺陷的兒童。這種兒童心靈的負擔很重，他們很難體會到：生活的意義在於奉獻。除非有和他們很親近的人能把他們的注意力由他們自身引到別人身上，他們大都會隻關心自己的感覺。以後，他們還可能因為拿自己和周圍的人比較，而感到氣餒。在我們現代文化中，他們甚至還會因為同伴的憐憫、椰榆或逃避，而加深其自卑感。這些環境都可能使他們轉向自己、喪失在社會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並認為自己被這個世界所侮辱。
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內分泌異常兒童所麵臨的困擾的，馬斯洛是第一個人。這門科學雖然已經相當進步，可是它發展的方向卻非如他想像的那樣，他一直想找出可以克服此種困難的方法，而不是想找尋能夠把失敗的責任歸之於遺傳或身體環境的證據。器官的缺陷並不能強迫人們采用錯誤的生活模式。我們無法找出內分泌腺對他們有同樣效果的兩個兒童。我們經常看到克服此種困難的兒童，他們在克服這些困難時，還發展出非常有用的才能。在這方麵，個體心理學並不鼓吹優生學的選擇。有許多對我們文化有重大貢獻的傑出人材都有器官上的缺陷，他們的健康狀況經常很差，偶爾他們還會早夭。然而，這些奮力克服身體或外在環境困難的人，卻造成了許多新的貢獻和進步。奮鬥使他們堅強，也使他們奮勇向前。光看肉體，我們無法判斷心靈的發展將會變好或變壞。可是，器官或內分泌腺有缺陷的兒童，絕大多數都未被導向正途，他們的困難也未曾被了解，結果他們大多變得隻對自己有興趣。因此，我們在早年生活曾因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壓力的兒童之中，便發現了許許多多的失敗者。
第二種經常在賦予生活的意義中造成錯誤的情境，是把兒童嬌縱壞的情境。被嬌寵的兒童多會期待別人把他的願望當法律看待，他不必努力便成為天之驕子，通常他還會認為：與眾不同是他的天賦權利。結果，當他進入一個不是以他為眾人注意中心的情境，而別人也不以體貼其感覺為主要目的時，他即會若有所失而覺得世界虧待了他。他一直被訓練為隻取不予，而從未學會用別的方式來對付其問題。別人老是服侍著他，使得他喪失了獨立性，也不知道他能為自己做些事情。當他麵臨困難時，他隻有一種應付的方法——乞求別人的幫助。
他似乎以為：假使他能再獲得突出的地位，假使他能強迫別人承認他是特殊人物，那麼他的情況就能大為增進了。
被寵壞的孩子長大之後，很可能成為我們社會中最危險的一群。他們有些人會嚴重地破壞善良意誌：他們會裝出“媚世”的容貌，以博取擅權的機會，可是卻暗中打擊平常人在日常事務上所表現的合作精神。還有些人會作出更公開的反叛：當他們不再看到他們所習慣的餡媚和順從時，他們即會覺得自己被出賣了；他們認為社會對他們充滿敵意，而想要對他們所有同類施以報複。假使社會真的將他們的生活方式表示敵意“這種事經常發生”，他們會拿出這種敵意作為他們被虧待的新證據。這就是懲罰為什麼總是不生效果的道理：它們除了加強“別人都反對我”的信念外，就一無所用了。被寵壞的孩子無論是暗中破壞或是公開反叛，無論是以柔術駕馭別人或是以暴力施行報複，他們在本質上都犯著同樣的錯誤。事實上，我們發現：有許多人他們先後使用著這兩種不同的方法，而其目標卻始終未變。他們覺得：“生活的意義是——獨占鼇頭，被認為是最重要人物，並獲取心中想要的每件東西。”隻要他們繼續將這種意義賦予生活，他們所采取的每種方法都是錯誤的。
第三種是很容易造成錯誤的情境，是被忽視的兒童所處的情境。這樣的兒童從不知愛與合作為何物：他們建構了一種沒有把這些友善力量考慮在內的生活解釋。我們不難了解：當他麵臨生活問題時，他總會高估其中的困難，而低估自己應付問題的能力和旁人的幫助及善意。他曾經發現社會對他很冷漠，從此他即錯以為它永遠是冷漠的。他更不知道他能用對別人有利的行為來贏取感情和尊敬，因此，他不但懷疑別人，也不能信任自己。事實上，感情的地位是任何經驗都無法取代的，母親的每一件工作，就是讓她的孩子感受到她是位值得信賴的人物，然後她必須把這種信任之感擴大，直至它涵蓋兒童環境中全部之物為止。如果她的第一個工作——即獲得兒童的感情、興趣和合作——失敗了，那麼這個兒童便不容易發展出社會興趣，也很難對其同伴有友好之感。每個人都有對別人發生興趣的能力，但是此種能力必須被啟發、被磨練，否則其發展即會受到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