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創舉，趙啟正強調說：“浦東采取的不是設計招標，而是在中國率先采用國際規劃大師競相獻藝的形式，召開了兩次由十幾個國家的30餘位專家參加的國際規劃研討會，英法日意中五國的設計師都拿出了他們各具特色的設計模型，經過20多次討論修改，曆時兩年，最後才完成了規劃。”“一個城市的規劃，向全世界征求方案，在當時是觸動了‘紅線’的。”時任浦東開發辦副主任李佳能回憶，在上世紀90年代初，基於國家安全考慮，城市的設計規劃通常被認為是“保密”的，參與設計人員都有嚴格要求，更別提花大價錢請外國人去設計和規劃。“當時很多人想不通，花了那麼多錢，請老外來設計，沒有必要。”曾任浦東新區規劃局局長、後來擔任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院長的萬曾煒評價說，“浦東頂住了壓力，陸家嘴金融城從硬件而言已經躋身世界一流金融中心行列，這不得不歸功於當年規劃的前瞻性，今天，沒有人再為當初的設計費感到惋惜。”
土地與資金
朱鎔基擔任上海市長的期間，是浦東早期開發階段，最首要的問題，就是錢從哪裏來。對此，時任浦東開發辦主任楊昌基有非常詳細的回憶：“我認為，中央關於土地批租的政策是最大的優惠。這就是錢，越快實行越有錢。”
“當時，朱鎔基市長叫我籌建陸家嘴、金橋、外高橋三個開發區，盡快啟動十幾平方公裏土地。”楊昌基撰文回憶說，“按1平方公裏開發成本2億元算，需開發資金20多億元。鎔基同誌說，一個公司給你3億元，滾動起來用。過了幾天，鎔基同誌又對我說，三個公司給9億元不行，因為振興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錢。這樣吧，一個公司給1個億，先張羅起來吧！”“我回到開發辦立即向大家做了傳達。‘從一家給3個億，砍到一家給1個億，怎麼辦？’大家感到十分為難。我對大家說，浦東開發主要靠土地增值，土地政策是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我們要利用好。過了幾天，朱鎔基同誌即將離開上海赴北京工作了。臨行前，他又對我說：‘先少給一點，馬上啟動要多少錢？’我當時感到難以啟齒。想了想後對朱鎔基同誌說，那就一個公司給3000萬元吧！‘能行嗎？’鎔基同誌問道，可能他也意識到，這一數字畢竟太少了些，當時，我這麼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已經把三個開發公司的啟動資金從向政府要錢轉到了向市場籌錢。”
浦東開發辦想出來的辦法，就是“財政投入，支票轉讓，收入上繳，土地到位”，俗稱“土地出讓，空轉啟動”。楊昌基回憶說：“後來，這一辦法被中共中央黨校一個副校長概括為‘空手道’。”楊昌基解釋，“空轉啟動”的程序是這樣的：由市財政局按土地出讓價格開出支票給開發公司，作為政府對企業的資本投入；開發公司再開出支票付給市土地局，並簽訂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合同；市土地局出讓土地使用權以後，從開發公司所得到的出讓金再全部上繳市財政局。通過這樣一個資金“空轉”的過程，達到“出讓土地，啟動開發”的目的。
“當時，我對鎔基同誌說，土地空轉，千分之四歸中央，叫財政拿空頭支票，土地局撥土地，公證處公證，按60元一平方米算，4平方公裏土地財政拿2.4億元出來。‘那就這樣先搞起來吧。’鎔基同誌的話語中寄予信任和希望。我將這情況在班子內進行了傳達。當時，年輕的浦東開發辦副主任黃奇帆一聽就來了勁，自告奮勇地請戰，由他來具體操作。觀念一新，土地也能變成金。三個開發公司有了這樣一筆‘土地空轉’啟動資金，浦東三個開發公司的實質性啟動就加快了步伐。”
陸家嘴、外高橋和金橋三大開發公司正式亮相是1990年9月11日，三大開發區均由開發公司來運作。三家公司在剛竣工的由由飯店各租一層，把客房改建成為辦公室，這個由由飯店，後來發展成29層的由由大酒店。王安德後來擔任陸家嘴公司的總經理，他回憶說：“浦東的規則是以上海市場為背景，以完整的功能區來構成未來的城市。同時要符合國際經濟管理，按照國際市場規則去做。它決定了土地的使用要按照市場化的方式進行批租，當時有人說別的地區都是送地，而浦東的土地要批租，還有年限，誰來啊？我們認為外國人主要看法則上是否和國際慣例吻合，而不是便宜，所以我們要公布法則，同時要堅持城市發展的規律性的東西，如小陸家嘴是金融區，東方路、張楊路是商貿區，花木是科技文化區，外高橋是港口貿易區，金橋是出口加工區，這些都是按照國際慣例來做的，外商也接受了這個概念。”
王安德回憶說：“我們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在基礎設施上動真格。浦東有3000多億元固定資產總投資，而政府投資不到10%。政府投資主要用作基礎設施，搭建平台，是花園的園丁。” “我們做了兩個基礎設施，讓世界矚目，外商漸漸來了。舉個例子，環球金融大廈，日本投資商第一次來的時候並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隻是在規劃模型前沉思。第二次來的時候，我主動問他們當時到底在想什麼呢，他說，他在想，作為日本最大的房地產商，他父親的興起就是得力於在日本開發時迎合了時代的潮流，但同時他有兩大疑慮：一是規劃上浦東能否做到；二是日本的企業是否接受和認可。他一開始不肯簽約，就是簽約以後，也一直不開工打樁。他問世紀大道要多少年做完。日本人不相信2000年之前能做完，我說那就請他明年來看，他來時，小陸家嘴一段已經動遷了幾千戶居民，看到這些，他才簽了項目。但他不打樁，他說打樁要與浦東中心綠地的開工同時進行。當我們於1997年6月請他坐在中心綠地裏，他非常感慨。”
“招商不僅是靠誠信、政策、向外商描述未來，還要有在城市建設上的大手筆，以誠信和國際大公司對話，要看你的理念是否和未來發展相符合，是否又照著這個理念去做。”王安德總結說，“我們在招商引資時掌握的一點，就是直接和對方高層對話，讓他們認識到上海這批人還是懂城市經濟的，從而建立投資的信心。”“對方辦事的具體人員來，我們告訴對方，我們配合對方所做到的條件，但對方也必須滿足我們的條件，包括功能，與周邊的組合必須是開放型，共享型的，這是共同的，最主要的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誰與你共同參加未來的建設，達到城市發展的目標。做到這一條就為城市贏得了未來。”
作為浦東改革開放的見證者，時任浦東開發辦副主任李佳能不止一次地感慨：“浦東發展的速度已經超出了當時的想象。最初我們的預測是，通過30～40年的努力，達到目前的規模，是用5年起步，10年重點開發，再用20年全麵開放。浦東實際跨出的腳步整整快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