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誌的角色（和內向者公開演講的秘密）
去享受無聊和焦慮之間的每一刻，生活中的種種挑戰會在你的行動中迎刃而解。
——米哈裏·奇克森特米哈伊
阿斯諾拉·馬蒂諾斯生物醫學影像中心位於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幽深處，那條走廊可真是難以形容，甚至可以說是異常昏暗。我同卡爾·施瓦茨博士在一間上了鎖且沒有窗戶的房間外麵交談，施瓦茨博士是發展影像學與精神病理學研究實驗室的主任，他的眼睛明亮而且充滿了好奇，他的頭發是灰棕色的，待人也非常熱情。盡管周圍的環境有些差強人意，他還是帶著一絲炫耀的意味準備打開那扇關閉的大門。
這間房子裏有一台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功能磁共振成像儀，這使許多現代神經科學出現巨大突破成為可能。這種儀器可以測量出在你思考某個特定問題或者執行某項特定任務時，大腦中處於活躍狀態的部位，這就使科學家們對人腦成像的觀測成為可能，而在過去，這幾乎是一項無法想象的任務。施瓦茨博士說，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的主要發明者是一位非常出色卻名不見經傳的科學家，他的名字叫肯尼思·鄺，而他現在也在這座樓裏辦公。這個地方到處都是些沉默而謙遜的人，他們都在做著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施瓦茨博士一邊說著，一邊帶著一種欣賞的神情對著空蕩蕩的走廊揮著手。
在施瓦茨開門之前，他讓我摘下金耳環，並要求我把一直用來記錄我們對話的金屬錄音機放在外麵。功能磁共振成像儀的磁場要比地心引力強10萬倍，如果我的耳環有磁性，那麼如此強大的引力足以使耳環撕裂我的耳朵飛出，在這個房間裏來回飛旋了。我有點擔心胸罩上的金屬扣件，可是卻羞於啟齒。因此我拿鞋上的金屬扣做例子，因為我覺得其金屬含量同胸罩肩帶的金屬含量大致相同。施瓦茨說那個沒關係，然後我們就走進了那個房間。
我們帶著虔誠的目光看向那個掃描儀，它看起來就像一架躺在那裏、閃閃發光的飛船。施瓦茨解釋說，他在作研究時要求他的誌願者們——都不到20歲——躺下來，把頭放在掃描儀下，當他們看到一部分人臉的照片時，儀器就會記錄下他們此刻的腦部活動。施瓦茨對杏仁核的活動格外感興趣——也就是卡根研究結論中，那個能在人的內、外向性格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器官。
其實施瓦茨是卡根的同事和門生，他的工作是在卡根對於性格的縱向研究中所遺漏部分的基礎上所進行的。當年被卡根定義為高度應激和低度應激的嬰兒如今已經長大了，而施瓦茨就開始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儀對他們的大腦活動展開觀察。卡根跟蹤研究他的研究對象，從嬰兒期記錄到青春期，而施瓦茨想要了解這樣研究之後他們又會怎樣。多年之後，在這些成年人的大腦裏，還能否探查到卡根對他們嬰兒時期高度應激與低度應激定義的影子呢？或者這種影子已經在環境與有意識的努力中消磨殆盡了？
有趣的是，卡根告誡施瓦茨不要作這項研究了。在科學研究這個充滿火藥味的高度競爭的領域中，你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一項可能不會產生顯著影響的實驗上。卡根也擔心這項研究很有可能得不出什麼結果——那些性情與命運之間的聯係早在這些幼兒成年的時候就被切斷了。
施瓦茨告訴我：“他對我很是照顧，可這確實也是一個有趣的悖論。因為他的實驗是對嬰兒行為的早期觀察，得出的結論顯示，他們不光在社交行為方麵有著極大的差異，在所有的事情上，這些嬰兒的表現都截然不同。他們在處理問題時，眼睛睜得更大了；而擠出幾個單詞的時候，聲帶變得更緊了；他們的心率也都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切都說明了這群孩子從生理上講就是各不相同的。我認為，盡管如此，正是因為他知識儲備豐富，才讓他覺得環境的因素太複雜，不太可能在這些孩子以後的生活中再來尋找本性的蹤跡。”
但施瓦茨堅信自己就是一名高度應激者，而基於個人的經驗，他預感自己的這項研究沿著時間縱軸延伸，甚至會比卡根走得更遠。
他通過讓我扮演其研究對象來向我演示他的研究，隻是沒有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儀罷了。他讓我坐在一張桌子旁邊，一台電腦的顯示器上就開始不停地向我播放人像照片，一張連著一張，每一張顯示的都是陌生的麵孔：一個個脫離現實的黑或白色的頭浮現在深色的背景圖上。我想我能感覺到隨著照片播放速度的加快，我的心跳也越來越快。我同樣注意到施瓦茨開始做一些重複性的動作，我也隨著那些臉逐漸變得眼熟而放鬆下來。我把我的反應告訴施瓦茨，他點了點頭。這些幻燈片是精心設計過的，施瓦茨說，幻燈片模擬的情境是根據高度應激群體進入一間充滿陌生人的房間時那種“天啊，這些人都是誰？”的心理感受來設計的。
我對這個實驗頗感好奇，是不是我剛剛隻是在想象自己的反應，或者誇大了它們？然而施瓦茨告訴我，他的第一組數據來自那些從4個月大時就開始成為卡根研究對象的高度應激的孩子——當然了，如今這些孩子的杏仁核都已經發育成熟了。這些數據顯示，這個高度應激的群體依然要比那些從小就膽大的人，在麵對這些陌生麵孔時更加敏感。兩組實驗對象都對這些圖片產生了應激反應，隻是那些從小就靦腆的孩子反應得更強烈一些。也就是說，那些高度應激或低度應激的性情在長大之後也不會消失。很多高度應激的孩子長大之後成為社會中的易變群體，他們在麵對新事物時並不隻是表麵上的驚慌失措，而是從未擺脫遺傳的性狀。
施瓦茨的研究，實質上表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性格可以延伸，但是非常有限。我們與生俱來的性情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無論今後我們生活的境況如何。如今的我們，很大一部分是由我們的基因、大腦和神經係統決定的。與此同時，施瓦茨的研究還發現，很多高度應激的青少年的性格也存在一定的彈性，這也就證實了一個相反的事實：我們擁有自由意誌，而自由意誌恰恰可以塑造我們的個性。
這兩個原則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而事實卻並非如此。施瓦茨博士的研究表明，自由意誌可以帶我們走得更遠，卻無法無限超越我們的基因所劃定的框架。這就像比爾·蓋茨無論怎樣磨煉自身的社交技能也成不了比爾·克林頓，而比爾·克林頓無論花多少時間在計算機上也變不成比爾·蓋茨。
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一點稱為性格的“橡皮筋理論”。我們就如同一根根橡皮筋，富有彈性且可以隨時拉長，但是這種拉伸是有限度的。
弄清楚這一點，有助於我們考察在雞尾酒會上遇到陌生人時我們大腦的反應。要知道，杏仁核是邊緣係統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大腦中最原始的部分——那些原始哺乳動物也有這種邊緣係統的存在。然而隨著哺乳動物進化得越來越複雜，大腦在邊緣係統周圈發展形成了大腦皮層。大腦皮層，尤其是人類的額葉皮層所執行的任務讓人驚歎，從決定要買哪個牌子的牙膏到籌劃一次會議，再到思考現實的本質。除此之外，它還可以減輕不必要的恐懼。
如果你曾經是個高度應激的孩子，那麼你在一次雞尾酒會上向陌生人作自我介紹時，你的杏仁核可能處在將要發瘋的狀態。而如果是在公司裏相同的情境下，你會覺得熟練得多，這是因為你的額葉皮層告訴你要冷靜，然後微笑著同對方握手。事實上，一項最新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當人們采用自我對話（self-talk）機製對已經被擾亂的情境進行評估時，隨著前額葉皮層活動的增加，杏仁核的活動會隨之減少。
但是額葉皮層不是萬能的，它的活躍不可能完全終止杏仁核的活動。在一項研究中，科學家們讓白鼠形成某種聲音與電擊同時進行的條件反射，讓白鼠對這種聲音產生恐懼。之後，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這種聲音，卻不進行電擊，直到這些白鼠對這種聲音不再恐懼。
然而實驗結果卻證明，科學家們所設想的那種“忘卻”並沒有完全出現。當科學家們割斷了白鼠額葉皮層與杏仁核之間的神經連接，那種對聲音的恐懼再度出現了。這是由於這種恐懼的條件反射被額葉皮層的活動所抑製，但這種恐懼卻依然存在於杏仁核之中。人類那些毫無根據的恐懼症，如望高恐懼（batophobia）或者說恐高症，都是同樣的道理。一次次登上帝國大廈的頂端可能會讓這種恐懼消失，可是一旦遭遇某些壓力的時候，這種恐懼便會卷土重來——當你的額葉皮層有其他事情要做時，就無暇來安撫一個興奮的杏仁核了。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高度應激的兒童會在長大成人之後依然保留那些最初的性情，無論他們獲得了多少社會經驗，或者花了多少時間來訓練自己的自由意誌。我的同事薩莉就是這個現象最好的例子。薩莉是一位有思想、有天賦的圖書編輯，她形容自己是個靦腆的內向者，在我看來，她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有魅力、最懂得表達的人之一。如果你邀請她參加晚宴，結束後你問其他的賓客當晚最喜歡的人是誰，那麼很有可能大家都會說是薩莉。他們會用這樣的語言來形容她：她渾身閃著光。如此聰慧又如此可愛！
她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吸引力——你不能說她對此毫無意識。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她的杏仁核知道這一點。每次參加宴會，薩莉總是希望自己可以躲進離自己最近的沙發裏——直到她的前額葉皮層掌管了她的意識，她才會想起自己是一個多麼健談的人。即便如此，存儲著陌生人和焦慮相關信息的杏仁核有時還會占據上風。薩莉承認有時她會驅車一個小時去某個聚會，可是不到5分鍾就離開了。
拿施瓦茨的發現來對比自己的經曆時，我意識到我並不是變得不再靦腆了，我隻是學會了自我調整（感謝我的前額葉皮層）。如今我已經可以自然地去克服那種恐懼。當我同一個或幾個陌生人交談時，我麵帶笑容，舉止自然，但有那麼一瞬間，我還是能感覺自己像在走鋼絲一樣心下慌亂。隻是現在，無數的社交經驗告訴我，這條鋼絲不過是我臆想中的場景罷了，或者說，即便我從鋼絲上摔下來了也不會死。這種自我安慰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我甚至感知不到自己在這樣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自我安慰的過程是存在的——不過有時也會不管用。卡根最初用來描述高度應激群體的詞是“被抑製”（inhibited），而這也正是我在某些晚宴上的真實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