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孩子而言，他們並不明白死前痛苦的情景，因此“死”與“離開”對他們隻是同樣的“不再打擾其他還活著的人們”。他們分不清這個人不在的原因，是由於“距離”或“關係疏遠”，還是“死亡”。（弗洛伊德附注：一個曾受過精神分析訓練的父親曾寫過如下的一篇報道：他那4歲的小女兒很聰明，在這樣一種狀況下理解了“離開”與“死亡”的分別：她在餐桌搗亂的時候，注意到寄宿在她家的女侍者不耐煩地瞪著她。於是她告訴爸爸：“應該讓她死掉！”她爸爸和氣地問：“為什麼一定要她死呢？讓她離開不就行了嗎？”孩子回答道：“不，這樣她還會再回來的。”就小孩時期明顯的“自戀”看來，任何違背其意的小事都會被視為大逆不道，就像雅典立法者德拉庫所擬的嚴酷法典一樣，小孩們也認為各種犯罪均隻有一種懲罰——“死”。）如果在小孩出生不久，一個保姆被開除了，而又過不了多久母親去世了，那麼我們由分析往往可以發現，這兩個經驗在孩子記憶中就會形成一個串聯，還有需要了解的事實是：小孩往往並不會強烈地思念某位離開的人，而這常常使一些不了解的母親大感傷心。（比方說，當這些母親經過幾個禮拜遠行回來後，聽傭人們說：“小孩在你不在時，從不吵著找你。”）但其實上，如果她果真一去不回地進入死亡國度，那麼小孩隻是最初看來似乎忘了她，但漸漸他們定會開始記起死去的母親並為此而哀悼的。
因此，小孩子們隻是單純地希望消除另一個小孩的存在，而將這願望以死亡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且以死亡願望的夢所誘發的心理反應證明，不管其內容有多大相同，夢中所代表的小孩的願望與成人的願望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我們對小孩夢見其兄弟的死，解釋為幼稚的自我中心使他視兄弟為對手才這麼想，那麼對於父母之死的夢又如何用這種說法來解釋呢？父母愛我、養育我，而我竟以這種極度自我中心的理由來做如此的願望嗎？
對這一難題的解決，我們可以從另一些線索著眼——大部分的“父母之死的夢”都是夢見與做夢者同性的雙親之一的死亡，因此男人夢見父親之死，女人夢見母親之死。當然，我並非認為這是鐵律，但大部分情形都為如此，所以我們需要用具有一般意義的因素來加以解釋（弗洛伊德附注：這種情況往往以自我懲罰的形式加以“偽裝”，就是利用道德反應，恐嚇做夢者可能喪失父母）。一般而言童年時“性”的選擇愛好引起了男孩視父親、女孩視母親有如情敵，而唯有除去他（她）、他們才能遂其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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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至此，想必讀者們都已經看明白了。這段可以說是相當精彩（雖然我並不完全認同針對這些例子的某些觀點），以至於我當年在看完這節後好長一段時間內都在找兒童心理方麵的書籍閱讀。在這段，我們看到了本書第零章中我個人所表達的一些看法——由教育而引發的“缺失性的貪婪”（但第零章中那種偏於“浪漫色彩”的寫法而對此多少有些掩蓋——畢竟我不是在寫一本社會批判性質的書）。這是一種沒有被教導過如何才是“足夠”及“適量”的結果，而起因應該大多是源於我們的童年。
例如當某個孩子考了很高的分數後，父母往往在鼓勵一番後告訴孩子：下一次你的成績要更好。作為成人，我們能夠明白這是一種鞭策及壓力，但是對孩子來說則會很迷茫：“難道我不夠好嗎？我還要無止境地更好？那會是什麼呢？”因此，孩子們心目中的貪婪不但沒有被禁止或者教導，反而被那些“好高騖遠”的家長擴大化了（在孩子的心裏不能對這種“獲取的貪婪”加以區分，而是很籠統把這一概念“泛概括”到所有事情中。而且還要注意，請不要用“社會壓力”來說事兒，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不能以“社會壓力”為借口而給自己的所作所為找理由，這不是一個積極的心態，這反而是會推動所謂“社會壓力”逐代增大的惡性循環）。而在這種教育結果下，往往會在我們心靈深處留下一個“無止境”的概念——這一概念甚至會影響到性格本身，同時還會把這種“缺失性貪婪”擴大化：“無論誰阻擋在自己麵前，則都視其為挑戰者！”而且這念頭很容易就會進一步擴大成為：“假如某某阻礙了我，讓他去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