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
喬布斯的故居在矽穀的瓦沃勒街2101號。這是一棟外表極不起眼的英式紅磚建築，外牆爬滿了薔薇。在喬布斯去世前，這裏是普通軟件工程師喜歡居住的地方，如今已成為矽穀最昂貴的住宅區之一，一棟大房子動輒需要千萬美元。
“這兩年，有不少來自中國的互聯網新貴們在這附近購房置業，爭著當喬布斯的鄰居，雷軍的新房子就在不遠的一個街區。”陪同的Isa告訴我。
“中國鄰居”們想要接近的不但是喬布斯的房子，更是他的創新靈魂。可是，後者好像比前者要稍稍遙遠一點。
隨行的另一個朋友Helen，她的中文名叫梁海燕，是一位在矽穀生活了十多年的博士創業者，曾經創辦過一家可穿戴智能公司。
Helen的女兒是一個11歲的小學生，有一天，她回家問媽媽：“為什麼他們都說我們中國人是C2C？”C2C是CopytoChina的簡說，小女兒感到很受羞辱。Helen對她解釋了半天，不過，“其實在內心，我也覺得這真是一個問題。”
在矽穀，能夠清晰地看到中美創業者對創新的理解的確有很大的差異，它不僅是價值觀上的，更是製度上的。
美國人對技術驅動有宗教般的癡迷，同時對創新的維護也十分的嚴苛，任何新的發明都受到專利法的保護，沒有一家公司敢於輕易地去模仿競爭對手，因為你不知道在哪個環節或哪個階段會遭到專利的狙擊。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的風險投資不支持任何的仿冒行為。在他們看來，這不但是恥辱的，更是危險的。正是在這樣的法律和道德環境中，小公司的創新得到了極大的保護和鼓勵，顛覆性事件時時發生。但是，因新技術的發展速度太快，特別是應用性領域的大規模拓展，也使得創新與仿冒的界限變得非常的模糊，從比爾·蓋茨到喬布斯，再到紮克伯格，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全數遭到過抄襲的指控，有些甚至陷入曠日長久的侵權官司之中。
相對於中國，自互聯網產業萌芽以來，幾乎所有的商業模式和技術原型都來自於美國，而政府出於保護本國企業的考慮，在專利法的執行上，偏護本國企業。
創新環境的差異，最終造成兩個結果。
首先，中國企業先是大規模地模仿美國同行，競相以模仿速度的快捷為創新的第一指標，風險資金也以此為投資的最主要考量指標，從“中國的雅虎”到“中國的亞馬遜”，往往是吸引資本乃至去納斯達克上市的最佳口號。
其次，中國企業之間互相模仿，同質性產品層出不窮，所有指責別人模仿自己的企業，其本身就是一個模仿的產物。中國人願意用實用主義傳統來界定創新，對創新的認定往往以最終的成效為前提，即“成功是檢驗創新的唯一標準”。
創新是所有產業進步的起點，差之毫厘，行而百裏便如隔天涯。正是美國與中國對創新的這種迥然不同的理解，造成了兩個差異性極大的新經濟競爭環境。
去斯坦福大學參觀，陪同的是醫學院的博士後王峰，他在這裏從事免疫學研究，而這無疑是當今最為顯赫的領域之一。
前些年，來矽穀的中國創業者和投資人主要集中於互聯網應用產業，而如今，醫學、大數據及智能硬件成為了新的追逐對象。醫學院有一棟以朱棣文命名的U型大樓，裏麵有很多交叉學科的實驗室，正在像宇宙大爆炸那樣醞釀著無數的可能性。
“每天都有幾個來自中國的投資人在這裏像星探一樣地逛來逛去。”王峰笑著說，“這棟樓裏做的是從0到1的工作，而咱們中國公司將完成從1到N的使命。”
也許在不久的幾年後，矽穀將出現新領域的“喬布斯”，他們成為巨富，然後把某個新街區變成另一條瓦沃勒街，再過了若幹年，那裏又將出現新麵孔的“中國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