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救友人一事，孟子提個我字，與友字相對，說是性善之表現；荀子提個人字，與友字相對，說是性惡之表現。我們繪圖觀之，友字這個圈，隻能說他是個圈，不能說他是大圈，也不能說他是小圈。所以營救友人一事，隻能說是人類天性中一種自然現象，不能說他是善，也不能說他是惡。孟言性善，荀言性惡，乃是一種詭辯，二人生當戰國，染得有點策士詭辯氣習，我輩不可不知。
荀子而後，主張性惡者很少。孟子的性善說，在我國很占勢力，我們可把他的學說再加研究。他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個說法，也是性善說的重要根據。但我們要請問：這章書，上文明明是怵惕惻隱四字，何以下文隻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憑空把怵惕二字摘來丟了，是何道理？性善說之有破綻，就在這個地方。
怵惕是驚懼之意，譬如我們共坐談心的時候，忽見前麵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殺一人，我們一齊吃驚，各人心中都要跳幾下，這即是怵惕。因為人人都有畏死之天性，看見刀，仿佛是殺我一般，所以心中會跳，所以會怵惕。我略一審視，曉得不是殺我，是殺別人，登時就把畏死之念放大，化我身為被追之人，對乎他起一種同情心，想救護他，這就是惻隱。由此知：惻隱是怵惕之放大形。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莫得怵惕，即不會有惻隱，可以說：惻隱二字，仍是發源於我字。
見孺子將入井的時候，共有三物：一曰我，二曰孺子，三曰井，繪之為圖，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與孺子，同是人類，井是無生物。見孺子將入井，突有一“死”的現象呈於吾前，所以會怵惕，登時對於孺子表同情，生出惻隱心，想去救護他。故孟子曰：“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我們須知：怵惕者自己畏死也，惻隱者憐憫他人之死也，故
惻隱可謂之仁，怵惕不能謂之仁，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來丟了。但有一個問題，假令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請問此心作何狀態？不消說：這刹那間，隻有怵惕而無惻隱，隻能顧及我之死，不能顧及孺子。非不愛孺子也，變生倉促，顧不及也。必我身出了危險，神誌略定，惻隱心才能發出。惜乎孟子當日，未把這一層提出來研究，留下破綻，遂生出宋儒理學一派，創出許多迂謬的議論。
孟子所說的愛親敬兄，所說的怵惕惻隱，內部俱藏有一個我字，但他總是從第二圈說起，對於第一圈之我，則略而不言。楊子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卻專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管；墨子摩頂放踵，是拋棄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張愛無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統畫一極大之圈了事。楊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們兩家都不知道：天然現象是大圈小圈，層層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層層包裹的現象看見了，但孟子說是層層放大，荀子說是層層縮小，就不免流於一偏了。我們取楊子的我字，作為中心點，在外麵加一個差等之愛，就與天然現象相合了。
我們綜孟荀之說而斷之曰：孟子所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一類話，也莫有錯，但不能說是性善，隻能說是人性中的天然現象；荀子所說“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一類話，也莫有錯，但不能說是性惡，也隻能說是人性中的天然現象。然則學者奈何？曰：我們知道：人的天性，能夠孩提愛親，稍長敬兄，就把這種心理擴充之，適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說法。我們又知道：人的天性，能夠孝衰於親，信衰於友，就把這種心理糾正之，適用荀子“拘木待括蒸矯然後直，鈍金待礱厲然後利”的說法。
孟荀之爭，隻是性善性惡名詞上之爭，實際他二人所說的道理，都不錯，都可見諸實用。我以為我們無須問人性是善是惡，隻須創一條公例：“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把牛頓的吸力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應用到心理學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而研究之，豈不簡便而明確嗎？何苦將性善性惡這類的名詞，曉曉然爭論不休。
宋儒言性誤點
戰國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其時遊說之風最盛，往往立談而取卿相之榮，其遊說各國之君，頗似後世人主臨軒策士，不過是口試，不是筆試罷了。一般策士，習於揣摩之術，先用一番工夫，把事理研究透徹了，出而遊說，總是把真理蒙著半麵，隻說半麵，成為偏激之論，愈偏激則愈新奇，愈足聳人聽聞。蘇秦說和六國，講出一個理，風靡天下；張儀解散六國，反過來講出一個道理，也是風靡天下。孟荀生當其時，染有此種氣習，本來人性是無善無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從整個人性中截半麵以立論，曰性善，其說新奇可喜，於是在學術界遂獨樹一幟；荀子出來，把孟子遺下的那半麵，揭而出之曰性惡，又成一種新奇之說，在學術界，又樹一幟。從此性善說和性惡說，遂成為對峙之二說。宋儒篤信孟子之說，根本上就誤了。然而孟子尚不甚誤，宋儒則大誤，宋儒言性，完全與孟子違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