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天道，離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講的。何以見得呢？一般人說宋儒是得了孔子真傳的，朱子是集宋學大成的，朱子畢生精力，用在《四書集注》上，試拿《集注》來研究：“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這不是明明白白的提出自然二字嗎？《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注：“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豈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嗎？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則導之，……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歸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見性與天道，離卻自然二字，是講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說盡，宜乎孔子不再說了。
宋學與蜀學
（一）二程與四川之關係
凡人的思想，除受時代影響之外，還要受地域的影響，孔子是魯國人，故師法周公，管仲是齊國人，故師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莊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個地方，對於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就成了拘墟之見。（2）因為生在此地，對於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觀察，能見到他的好處，故特別推稱他。此二者可說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寫這篇文字，也莫有脫此種意味。
程明道的學說，融合儒釋道三家而成，是順應時代的趨勢，已如前篇所說。至於地域關係，他生長河南，地居天下之中，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薈萃，是學術總彙的地方，故他的學說，能夠融合各家之說。這層很像老子，老子為周之柱下史，地點也在河南，周天子定都於此，諸侯朝聘往來，是傳播學說集中之點，故老子的學說，能夠貫通眾說。
獨是程明道的學說，很受四川的影響。這一層少人注意，我們可以提出來討論一下：
明道的父親，在四川漢州做官，明道同其弟伊川，曾隨侍來川，伊川文集中，有《為太中（程子父）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再書》及《蜀守記》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時四川儒釋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實俱在，很可供我們的研究。
（二）四川之易學
《宋史·譙定傳》載：“程頤之父珦，嚐守廣漢，頤與其兄顥皆隨侍，遊成都，見治蔑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蔑者先曰：‘若嚐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也’，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伊川晚年注易，於未濟卦，後載“三陽失位”之說，並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足觀宋史所載不虛。據《成都縣誌》所載：“二程過箍桶翁時地方，即是省城內之大慈寺。”
譙定傳又載：“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之，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我們細玩“易學在蜀”四字，大約二程在四川，遇著長於易的人很多，不止箍桶翁一人，所以才這樣說。
段玉裁做富順縣知縣，修薛翁祠，作碑記雲：“……繼讀東萊呂氏撰常州誌，有雲。袁道潔聞蜀有隱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賣香薛翁，旦荷芨之市，午輒扃門默坐，意象靜深，道潔以弟子禮見，且陳所學，叟漠然久之，乃曰：‘經以載道，子何博而寡要也？’與語，未見複去。”宋史雲“眉邛間”，呂氏雲“至一郡”，皆不定為蜀之何郡縣，最後讀浚儀王氏《困學紀聞》雲：“譙天授之易，得於蜀夷族曩氏，袁道潔之易，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宋之富順監，即今富順縣也，是其為富順人無疑。”（見段玉裁《富順縣誌》）究竟薛翁是四川何處人，我們無須深考，總之有這一回事，其人是一個平民罷了。（按宋史作賣醬，呂王作賣香，似應從呂王氏，因東萊距道潔不久，宋史則元人所修也。）
袁滋問易於伊川，無所得，與賣醬翁語，大有所得，這賣醬翁的學問，當然不小，《論語》上的隱者，如晨門，荷蕢，沮溺，丈人等，不過說了幾句諷世話，真實學問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賣醬翁，確有真實學問表現，他二人易學的程度，至少也足與程氏弟兄相埒，賣醬翁僅知其姓薛，箍桶翁連姓亦不傳，真是鴻飛冥冥的高人。
易學是二程的專長，二人語錄中，談及易的地方，不勝枚舉。《宋史·張載傳》稱：“載嚐坐虎皮，講易水師，聽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可師之。’撤坐輟講。”據此可見二程易學之深，然遇箍桶翁則敬謹領教，深為佩服，此翁之學問，可以想見。袁滋易學，伊川不與之講授，命他入蜀訪求，大約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謙不如蜀人，於此可見四川易學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