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於孔門這種旨趣，都是識得的，他們的作品，如“綠滿窗前草不除”之類，處處可以見得，王陽明“致良知”，即是此心與宇宙融合，心中之理，即是事物上之理，遇有事來，隻消返問吾心，推行出來，自無不合，所以我們讀孔孟老莊及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讀斯密士、達爾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
印度人向後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質上求安慰。印度人向後走，而越來越遠，與人世脫離關係，他的國家就被人奪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礙物，即直衝過去，鬧得非大戰不可，印度和西洋，兩種途徑，流弊俱大，唯中國則不然。孟子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又曰：“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對於物質，隻求是以維持生活而止，並不在物質上求安慰，因為世界上物質有限，要求過度，人與人就生衝突，故轉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吾身中，人與人是不相衝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脫離這個世界，中國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脫離這個世界。我國學說，折中於印度西洋之間，將來印度和西洋，非一齊走入我國這條路，世界不得太平。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中國人尋樂，在精神上，父兄師友間，西洋人尋樂，大概是在物質上，如遊公園進戲場之類。中西文化，本是各走一條路，然而兩者可以調和，精神與物質，是不生衝突的，何以言之呢？我們把父兄師友，約去遊公園，進戲場，精神上的娛樂和物質上的娛樂就融合為一了。中西文化可以調和，等於約父兄師友遊公園、進戲場一般。但是不進公園戲場，父兄師友之樂仍在，即是物質不足供我們要求，而精神上之安慰仍在。我們這樣設想，足見中西文化，可以調和。其調和之方式，可括為二語：“精神為主，物質為輔。”今之采用西洋文化者，偏重物質，即是專講遊公園，進戲場，置父兄師友於不顧，所以中西文化就衝突了。
中西文化，許多地方，極端相反，然而可以調和，茲舉一例為證：中國的養生家，主張靜坐，靜坐時，絲毫不許動，西洋的養生家，主張運動，越運動越好，二者極端相反，此可謂中西學說衝突，我們靜坐一會，又起來運動，中西兩說就融合了。我認為中西文化，可以融合為一，其方式就是這樣。
有人說：“孔門講仁愛，西人講強權，我們行孔子之道，他橫不依理，以兵臨我，我將奈何？”我說：這是無足慮的，孔子講仁，並不廢兵，他主張“足食足兵”。又說：“我戰則克”。又說“仁者必有勇”。何嚐是有了仁就廢兵？孔子之仁，即是老子之慈，老子三寶，慈居第一，他說：“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假使有了仁慈，即把兵廢了，西人來，把我的人民殺死，這豈不是不仁不慈之極嗎？西洋人之兵，是拿來攻擊人，專作掠奪他人的工具，孔老之兵，是拿來防禦自己，是維持仁慈的工具，以達到你不傷害我，我不傷害你而止，這也是中西差異的地方。
孔老講仁慈，與佛氏相類，而又不廢兵，足以抵禦強暴。戰爭本是殘忍的事，孔老能把戰爭與仁慈融合為一，這種學說，真是精粹極了。所以中國學說，具備有融合西洋學說和印度學說的能力。
西洋的學問，重在分析，中國的學問，重在會通，西人無論何事，都是分科研究，中國古人，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就返本線來看，西洋講個人主義的，隻看見線上的丁點（我），其餘各點，均未看見。講國家主義的，隻看見巳點（國），其餘各點，也未看見。他們既未把這根線看通，所以各種主義互相衝突。孔門的學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老子說：“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這根線看通了，倡出“以天下為家，以中國為一人”的說法，所謂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就毫不覺得衝突。（以天下為一家，二語，出《禮運》，本是儒家之書，或以為是道家的說法，故渾言孔老。）中國人能見其會通，但嫌其渾圇疏闊，西人研究得很精細，而彼此不能貫通，應該就西人所研究者，以中國之方法貫通之，各種主義，就無所謂衝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