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生所忽
漢代劉向在《說苑》中說：“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禍患的發生大多是因為事情初期的怠惰和鬆懈。就好像有人患病一樣，開始病情輕微，對身體好像沒多大影響，就自以為體質好能抵禦得了，因而抱著無大礙的心理，結果往往因為延誤了治療而釀成重病甚至喪身，後悔時已經遲了。“有病早治，無病防身”這句話也可以運用到日常工作和事業經營管理上去。
怠惰鬆懈、馬虎隨意，或焦躁厭煩、急功近利等，都可能導致對細微問題的忽視，或是不能覺察，或是有所覺察而認為無所謂，都因一念之疏忽造成了事情的惡化，而後果嚴重時又驚慌失措，以至於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種教訓在日常生活中可說是屢見不鮮而且很深刻的。
現實生活中的小人如沒有過人的才能，就無以為亂國家，如他們的才能肯為國家重用，尚可容於君子。但是，他們往往不知天高地厚，唯恐天下不亂，一旦有機會，就會跳出來，蠱惑人心，興風作浪，是國家的不安定因素。
判斷這樣的人處理這樣的事，有時必須從細微處著眼，一旦發現有不利因素的苗頭，就應立即采取措施，斷然扼製於未然。
西周時期，薑太公因輔佐武王姬發滅殷有功，被封為齊君。當時齊國有個華士，國人都稱讚他的賢德，但他下決心不侍奉於天子，也不結交諸侯。太公曾三番五次召請他，他也不來，於是太公殺了他。周公旦對此非常震驚，責問為何殺之？太公答：
“華士決心不去侍奉天子，又不去結交諸侯，那我還能用他為臣或與他交友嗎？由此看，他是個無用之民。其次，屢召不到，是忤逆之民的表現。此人若被立為榜樣，我豈不高處不勝寒了嗎？我還能去做誰的君主呢？”
從此往後，齊國便沒有怠惰的臣民了。
無獨有偶，孔子也做了件類似的事情：
少正卯是一位學富才高的賢者，與孔子同一時代。他甚至幾次有壓倒孔子，壓走其入門弟子之勢。後來孔子做了魯國的司寇，便殺死了少正卯。於是孔子弟子子貢進見說：
“少正卯乃魯國有名望之人，你殺掉他，豈不是很大的失誤嗎？”
孔子答：“人有五種大惡，但盜賊不屬其列。一是行為邪僻而頑固不化；二是內心通變而陰狠毒辣；三是窺人隱私而無所不曉；四是言辭虛偽而巧佞辯飾；五是順適逆流而冠冕堂皇。這五條，若有一條對上號，就不見容於當權君子，今少正卯兼而有之，此乃小人中之梟雄，當誅之。”
誠然，少正卯能夠利用時機，煽動孔門弟子背師棄賢，如此之人能與之共事於朝廷嗎？孔子之所以下狠手，不僅因為少正卯能夠一時巧言亂政，並且也是為了提醒後人提高警惕，以防小人以學術“殺人”。
千裏之堤，潰於蟻穴。想做一番大事，不能體察細微之處的種種情勢，很難實現預期目標。
憂患有征兆
有時候，事情雖然還沒真正發生，跡象其實已經顯露。如果不能從初期的跡象去掌握即將發生的事實，就會像無知的雀鳥，築巢所在的柴薪已經冒起煙火，還優哉遊哉不知躲避防範，這是非常危險的。而有智慧的人則不然，隻要見到一點跡象，就能判斷出事情未來的發展，而采取合宜的行動。
一般來說，憂患的來臨必有其征兆，如果不預先設法消除，將後悔莫及。這種防患於未然的做法，正是明哲保身的借鑒。
春秋時，秦武王派甘茂攻韓國的宜陽（公元前308年），甘茂擔心會遭人誣陷誹謗，於是對武王說：
“以前，曾參住在費的時候，魯國有個叫曾參的殺了人，人家告訴曾參的母親說：
‘曾參殺人。’他的母親說：‘我的兒子才不會殺人。’繼續自在地織布。不久，另一個人又告訴她說：‘曾參殺人。’他的母親依舊自在地織布。不久，又有第三個人向她說：‘曾參殺人。’他的母親立刻丟下梭，離開織機逃走了。”
“以曾參的賢明，和他母親的信任，有三個人接連地造謠，他的母親都懷疑、害怕了。
我去攻韓國，小人進讒言則無處容身，請主公明察。”
這就是“深謀遠慮”、“老謀深算”，是重要的上策觀點，是處理當前與將來長遠關係的至高準則。封建時代，很多大臣就是在這個題目上做文章，充分顯示出他們的聰明才智的。
漢朝初期，漢高祖劉邦派樊噲以相國名義帶兵去平定謀反的燕王盧綰。發兵之後，有人揭發樊噲在劉邦生病時，與呂後勾結，等劉邦一死，就要把戚夫人一家殺絕。劉邦很生氣，就派陳平騎馬去傳達命令，讓周勃代樊噲指揮軍隊，並立即在軍中把樊噲斬首。
陳平接受任務後，私下裏同周勃商量說：“樊噲是功臣，又是呂後的妹夫。皇上隻是一時惱怒，想殺掉他。但是皇上已經病重，未來是什麼情況，並不明白。所以還是不把樊噲馬上斬首，隻是把他押回來讓皇上自己下命令殺掉為好。”周勃也同意這樣做。
後來，在押送樊噲回京的路上，陳平聽見劉邦去世的消息。他急忙趕回向呂後報告逮捕樊噲的經過，呂後叫他把樊噲放了。因為他沒有照劉邦的旨意殺死樊噲，所以呂後還是相信他，又讓他做太子的老師。以後呂後的妹妹要為樊噲報複陳平時，在呂後那裏也通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