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聞史上，由於種種原因，成舍我一直是一個被人忽略的人物——特別是在我國大陸地區。
但實際上，成舍我是一位業績卓著、影響深遠的新聞知名人物。他在我國現代新聞史上所創造的多項紀錄迄今無人超越，擁有著他人不可替代的曆史地位。
成舍我是中國新聞史上終身以新聞事業為唯一誌向，從事新聞事業時間最長、年齡最高的一位專業人士。從1913年他為安徽《民岩報》撰稿算起，到1988年仍以91歲高齡在台北創辦台灣《立報》，直到1991年逝世，從事新聞事業達77年之久，此項紀錄不僅在中國新聞史上僅見，就是在世界新聞史上也無人企及！
成舍我是中國新聞史上唯一一位經曆見證了辛亥革命震蕩、五四運動、民初軍閥割據、國共兩次內戰、八年抗日戰爭、兩岸長期對峙、台灣“戒嚴”“解禁”、大陸改革開放等20世紀中國現當代諸多重大曆史風雲的新聞人士。
成舍我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嚐試創辦現代連鎖“報業托拉斯”（世界報係的《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和《世界畫報》）的“新聞大王”。
成舍我是一位成功的報人，他創辦的上海《立報》最高發行量曾經達到過20萬份，是當時中國日報創辦以來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他的《世界日報》也曾經在北平達到過3萬多份的該市最大發行量。
成舍我是創辦新聞教育機構最多的一人。他先後創辦了北京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桂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包括短期的重慶世界新聞學校）、台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日台灣世新大學）等多所新聞專業學校，先後培養新聞傳播各類學生近5萬人之多，這在中國新聞教育史上亦無人能超乎其右。
成舍我不僅辦報、辦刊、辦社、辦台、辦（書）局，還計劃開設全國新聞股份公司，是中國新聞史上最早從事新聞事業多元化、集團化、現代化管理形式的一位新聞事業管理先驅。
成舍我一生參與及創辦過近20家媒體（包括報紙、期刊、通訊社和廣播電台），自己直接創辦過12家媒體，是中國現代新聞從業者中個人創辦和參與媒體最多的一人。
成舍我不僅辦報刊、開公司、辦學校，還擅長新聞采訪、言論寫作、報紙編輯、報館管理等多重業務，他是中國新聞史上少有的一位能夠同時從事新聞業務、管理、教育、經營並分別取得不俗成就的“新聞全才”。
憑借這些“唯一”的紀錄，成舍我先生在中國現當代新聞史上當該自有一席之地。
除了這些顯著成就以外，成舍我先生依據具體時代國情，在其辦報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一種“二元一體化”辦報模式，亦值得我們學習研究。
本篇論文，旨在通過考察與分析成舍我先生這種獨特的“二元一體化”辦報宗旨與形成軌跡，嚐試對其做出恰當準確的曆史評定。
一
在探討成舍我辦報的特有模式之前，我們需要對成舍我先生在中國新聞史上的“位置”進行一下簡單的回顧。
對中國近現代新聞史的發展軌跡，海峽兩岸曆來有不同的學術概括與梳理範式。1978年大陸地區改革開放之前，大陸新聞史學界對中國新聞史的詮釋方法是階級鬥爭分析法。通過對新聞史上各類報刊的階級劃分，圍繞著新聞史上不同階段的階級鬥爭軌跡來排列各類報刊、事件、人物的位置，並據此展開相關曆史的評價。
如今，這種簡單化的階級鬥爭詮釋範式已經不為人們所重視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現代化範式解讀中國新聞史發展曆程的新思路。然而，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來編製中國新聞史發展階段的詮釋方法也存在著諸種的不足。通過對中國新聞史的從新發掘和梳理，學術界近來發現，從1840年鴉片戰爭國門洞開之後起步的中國近現代新聞史，還可從媒介自身發展的角度（不同新聞媒介的創辦人群、不同媒介的傳播功能與特質、不同媒體的創辦價值取向等）來進行某種劃分，並借以構建、厘清、詮釋中國新聞史的發展過程。
依照此種思路，人們把中國近現代新聞事業上不同的（報刊）新聞媒介大致地劃分為兩大群落（外人報刊、國人報刊）和四種模式：商業營利型報刊模式、政論政黨型報刊模式、獨立精英（個體或同人）型報刊模式和官辦官報型報刊模式。雖然這種劃分法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但單純從探討國人報刊的層麵來看，到有一定的簡便性與合理性。
依照這種新聞媒介類型史發展角度來進行觀察，從縱向時間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將中國近現代新聞史大致地劃分為清末與民國兩個時期（1815—1949年）。從橫向報刊類型角度來看，除了外人所創辦的中外文報刊以外，國人自辦的報刊似可從創辦者、功能特點、傳播價值等幾個方麵將其劃分為四種類型：官方報刊、商業報刊、政黨報刊和獨立報刊。
在這四種類型中，官方報刊是官辦的，由官員來主持；政黨報刊是政黨集團創辦的，由政黨精英人物來主持；而商業報刊與獨立報刊則都是民營型報刊，它們都是民間人士所創辦的，但一個以商業贏利為辦報目標，一個以辦報救（興）國為從業誌向，兩者間有著本質的不同。
對於後者——中國的獨立報刊，一般新聞史學者常將其稱之為“文人辦報”。對於這些獨立報刊的從業者們，知名學者、廈門大學教授謝詠認為他們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個較為獨特的“報人集團”。他說：“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就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來觀察，他們當中曾經產生過一個‘報人集團’，這個集團雖然沒有集中的綱領和政治上的訴求，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集團’，他們在中國社會進步當中所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可能要超過作家甚至學者，或者說作家和學者正是通過他們與社會發生關係，這是因為他們職業特性所決定的。這個集團有晚清出洋士子，有留學日本和歐美的學生，從康（有為）梁（啟超）到胡（適）陳（獨秀），再到邵飄萍、林白水、黃遠庸；經過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陳銘德再到儲安平、徐鑄成，可以說代有才人，文氣不絕。雖然他們的政治態度各異，思想傾向懸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為‘報人集團’成員時，他們的基本價值追求和對社會正義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報業作為一種健全輿論活動對社會發生作用的意義上，他們的努力永遠為後人景仰。這個‘報人集團’一般都經曆過為強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動，在危難中選擇報人的職業，他們很少有人因為官方的壓迫而放棄自己作為輿論代表的良知，他們幾乎都有與官方抗爭的經曆，都有自己報紙被查封的曆史。”（謝詠：《中國現代新聞傳統：文人論政》，《山西文學》，2005年第1期。）
台灣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特聘研究員唐誌宏先生則將這些人稱為“媒體知識分子”。他認為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出現以後，中國社會裏逐漸有一批文人開始“選擇純粹以辦報成為一生的誌業，這個誌業則是以民眾的立場為後盾，作為其對抗、監督政府的資本。這群受到媒體產業影響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稱其為‘媒體知識分子’，有別於受經書教育為主的傳統知識分子”（唐誌宏：《報業集團與民國報人之形成：以成舍我“世界報係”為例》，2007年6月15日舍我紀念館專題演講。）。
大陸更多的學者們把這些“報人集團”或“媒體知識分子”——就是以獨立辦報的方式自由發聲的獨立報刊現象，稱為“文人辦報”。
那麼，在“文人辦報”這一譜係中，成舍我先生又應該處於什麼位置呢？在此，我們需要對中國新聞史上的“文人辦報”現象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文人辦報”——按照張季鸞先生的看法，乃是中國近現代報業發展進程中所出現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報刊現象。他曾在《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布給該報“最佳外國報紙”獎時發表了一篇社論《本報同仁德聲明》，指出“文人辦報”（或稱“文人論政”）是中國報紙的一個傳統特色。他寫道：“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時說是特長……我們同仁都是職業報人，毫無政治上、事業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權、不求財，並且不求名。”很明顯，張季鸞先生所指稱的這種中國式“文人辦報”現象，既具有中國古代傳統士人立言、立德、立功的天下為己任之“道統”特色，也與近代新聞事業出現後類似於英國《泰晤士報》、美國《紐約時報》等類“獨立報紙”托大眾化現代傳媒——報紙而達到公共精英知識分子獨立發表意見，以實現自身理想，影響社會發展進程有關。本土的傳統與外來的專業影響導致了類似於《大公報》和張季鸞、胡政之等人的出現。
按照大陸有關學者對“文人辦報”現象的總結，從事新聞事業的文人——特別是媒體知識分子大致具有四個特征：第一，論政而不參政；第二，營業而不營利；第三，以文章報國；第四，代民眾講話。（吳廷俊:《論中國文人辦報的曆史演變》，《新聞春秋》，1998年專輯(總第6輯)，第86頁。）依照這個標準來衡量，成舍我先生辦報的媒體知識分子價值取向是鮮明的。
按照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新聞史上的“文人報刊”（大約等同於個體文人創辦的獨立報刊）在晚清時期共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在民國時期也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在每一個不同的發展時期和發展階段，“文人報刊”都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晚清時期最早生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人報刊雛形，乃是以初期國人中的洋務新派士人為主體的“個體文人政論報刊”（19世紀七八十年代陸續出現在港、滬、廣、漢等地的第一批國人自辦報刊），如1874年王韜創辦於香港的《循環日報》，1874年創辦於上海的《彙報》，1884年創辦於廣州的《述報》等。粗略分析即可看出，這批新型士人創辦的新式報刊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時代特征：
其一，這些“橫空出世”的新式報刊是在中華民族遭遇西方外來列強的侵略背景下，由第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通過模仿學習外來的近代新聞媒介而創辦的。它們出生伊始，就具有鮮明的時代救亡特征、士人（文人）報國的誌向和為國為民的宗旨。
其二，從這批新式報刊的創辦人來看，其創辦者大多是隨著中華民族的危亡而覺醒，隨著第一次現代化浪潮——洋務運動而衍生的“新派士人”。這批新派士人既承繼了中華傳統儒家士人階層關心國家大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積極入世的道德價值取向，又具有感慨時艱，睜眼看世界的敏銳眼光。他們開始主動切合世界新的發展潮流，學習辦報辦刊，“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達成維新變法，富強國族之目的。
其三，在中國近代獨特時代背景下成長起來的這批新派士人，受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傳教士、商業和政客開辦的各類西式近代新聞傳播媒介之影響（其中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巨），遂開始學習創辦新式報刊，企圖以之為新的救國之工具，用以達成救亡圖存、振興神州、發達族群、國家富強之神聖使命。為國為民的公共服務意識，救亡圖存的時代使命，先行的精英型人物主持，以創辦新式報刊報效國家的誌業，構成了這批最早的文人報刊的“DNA”基因。
其四，由於上述“DNA”的性質，逐漸使得國人初期自辦文人政論報刊構成了一個初始弱小、但卻絕對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報刊類型。它既不像具有外商背景的商業化報紙如上海《申報》、《新聞報》那樣——以報刊贏利為主要圭的；也不像外國傳教士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萬國公報》那樣懷有殖民者宗教傳播或政治私利之企圖，而是一批新派士人通過學習與利用西方外來的近代報刊輿論工具，企圖應對危機、挽救危亡、實現自己心中理想。這些由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進的中國人”所創辦、所經營的新派士人報刊，最後逐漸成形為中國新聞史，也是世界新聞史上獨具“中國特色”的一種中國“文人報刊”。
在隨後的維新運動中，康梁黨人學習借鑒了西方傳教士和初期新派士人（以王韜、鄭觀應、容閎、鄺其照等人為代表）的辦報方式，掀起了第一次國人辦報的高潮，也開始了國人辦報——特別是士人辦報和政黨辦報的嚐試。
這次國人辦報高潮中的辦報之主體雖以維新黨人為主，呈現出後來政論政黨報刊的雛形，然從具體形式上觀察，仍可見個體文人辦報的影子。譬如梁啟超是該時期最為著名的報人，但他所辦的《中外紀聞》、《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仍然以其個人的魅力而使讀者“如飲狂泉”。天津的嚴複，雖然被後人納入維新黨人的辦報陣營，但實際上仍是一個獨立的報人，隻不過同情與向往維新改良派的政治主張罷了。另外，像上海《時務報》的汪康年、《時報》的狄楚青等，雖總體來說是維新黨人陣營中的健將，但又都是具有個體判斷力的獨立報人。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派政黨團體，是國人第二次辦報的主體力量。在這個時期，中國新聞史上的政黨報紙開始成型。孫中山先生以興中會喉舌《民報》為中心，聚集了大批優秀的本黨宣傳精英，集中進行政見宣傳。《民報》與其對手《新民叢報》的報刊大辯論提升了政黨報刊的社會影響力，使得政論政黨報刊成為主流媒介。
然而，就是在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派報刊宣傳浪潮中，個體文人的辦報隊伍仍然存在。即使如著名的《蘇報》，雖然發生了與清廷的上海租界官司，揚名天下，但細加考察，當知《蘇報》並不是由興中會出錢資助的革命派報紙，而是由在思想上接近孫中山革命派的人士所主持的民間獨立報紙。當時這一類民間報刊為數不少，既有同情孫文主義者，也有強烈反對者。維新黨人與孫文黨人之間的報刊大爭論，就吸引了許多獨立的報人加入不同的陣營激烈筆戰，相互嗆聲。
可以說，清末的中國近代新聞史是外來的傳教士宗教報刊，外來商人的商業報刊，國人第一批自辦的新派文人個體報刊，與第二批、第三批國人自辦報刊中政論政黨報刊，清廷各地“官報”興起與成長的曆史。在這一階段，新派文人個體興辦的獨立報刊呈現出強烈的中國色彩和獨特魅力。
民國時期，“文人辦報”現象又有了新的發展並進入了一個更為高級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文人辦報與西方新聞自由主義思潮的結合。
五四時期的新聞事業通常被人們稱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三次國人辦報高潮，這次辦報高潮的主體力量仍然是獨立的個體文人或情趣相似、政治、文學傾向近似的同仁辦報群體。
五四期間最為著名的雜誌《新青年》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由陳獨秀一人主持的。隨著後來同道者的紛紛加入，這份雜誌遂豎起了“科學”與“民主”兩麵大旗，對中國腐朽的封建文化代表“孔家店”展開了猛烈的攻擊，掀起了偉大的五四思想解放運動。
隨後創辦的眾多五四啟蒙報刊中，無論是李大釗的《每周評論》、胡適的《獨立評論》，還是傅斯年的《新潮》，乃至於《東方雜誌》和其他許多著名的報刊，都以標誌性的辦報人物（或主要主持者）而聞名。雖然這些報刊所傳播的思想流派不同，對中國社會的主張各異，但絕大多數刊物都是由一些思想傾想較為一致的同仁們所創辦的，並不約而同地采取了獨立的立場，服膺西方新聞自由主義的獨立辦報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