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的各地軍閥執政割據時期，中國的獨立文人報刊受到了沉重而又殘酷的打擊。袁世凱時期的“葵醜報災”，著名記者黃遠生被誤殺，邵飄萍與林白水慘死在北洋軍閥的槍下。但是，由於軍閥統治者假扮“政治開明”，相互攻訐牽製，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獨立報業的短暫繁榮虛假景象。
民國政府正式建立後，隨著國家的表麵統一以及東南沿海民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局部繁榮，文人獨立報刊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借助於資本市場元素的濡養，加上西方外來現代新聞自由主義思想與觀念的影響，中國的政論型文人獨立報刊發展較為迅速，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
然而，日寇的入侵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正常進程。抗戰八年，民族危亡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新聞事業被作為動員全國軍民抗擊日寇的有力輿論工具而全體投入到抗戰宣傳之中。民營的文人獨立報刊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獲得了卓著的名聲。
隨後的國共三年大規模內戰對文人獨立報刊的打擊非常致命，企圖尋求“第三條道路”而不得的獨立文人報刊被迫在國共兩黨之間進行選擇，並最終在大陸地區絕跡。
從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文人獨立報刊所走過的百年曆程可以看出，中國最早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所創辦的政論精英型報刊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艱難之路，他們一開始並不想獨立，而是竭力為統治者出謀劃策，洋務維新，努力尋求與封建統治者合作（國人初期自辦報刊和維新黨人的辦報運動都是如此）。然而，由於統治者不僅不接納這些新式報刊，而且對其殘酷打壓，這些文人報刊走上了開始渴望，繼而失望，最終與顢幹無能的清朝統治者徹底決裂（孫中山革命黨人報刊）之路，成為了反抗傾覆清廷的強大力量。後來，在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逐漸形成了一個自立自重、文人辦報，以監督社會與政府、守護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識分子精英政論獨立報刊類型，如北平胡適等人的《獨立評論》、天津的新記《大公報》、成舍我上海的《立報》，乃至後來台灣雷震的《自由中國》等，綿延不絕，生生不息。
在百年中國新聞史上，這些愛國報刊文人們一開始以呼籲變法、改良維新為目標，應付列強侵略，攻擊後黨頑派、清朝腐朽政府、五四封建思想、民初反動軍閥，經曆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繼而鼓動全民抗戰。國共內戰，呼籲和平而不得，走上了一條艱辛困苦，但卻光榮有為的道路。
就這樣，因為中華民族的時艱，士人傳統的嬗變，清廷的漠視與鎮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和對西方自由主義報刊的借鑒，中國的獨立型精英知識分子報刊走過了百年曆程，在艱難與困苦中，形成了獨特的風貌，發揮了有力的影響。
在這一陣營裏，成舍我先生的辦報活動與所取得的業績很有研究的意義，這是因為成舍我的獨立報紙和相關新聞事業活動創立了一個文人辦報的成氏模型——這就是成舍我的“二元一體化”辦報模式。研究成氏的這一“二元一體化”辦報模式，不僅有助於人們深刻地了解中國新聞史上“文人辦報”現象與“媒體知識分子”群體產生的多重原因，還能夠對後人有所啟迪，有益於尋求未來中國特色新聞事業的發展模式。
二
所謂成舍我的“二元一體化”辦報模式，是指成舍我先生在自己的辦報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種辦報思想、辦報理念，一種獨特的雙向度辦報價值追求。
如上所述，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國人的辦報實踐活動中大致存在著個體文人報刊、政黨團體報刊、商人營利報刊三種類型。“文人辦報”的特點是指一批批仁人誌士、自由主義分子、個體愛國者們以報刊為媒，以筆為器，通過獨立的辦報活動來達成其報效家國、服務公眾、強大祖國之目的。政黨報刊則以宣傳一黨一派的政治主張為主，以實現政黨的政治目標為宗旨，自願充當政黨的“耳目喉舌”宣傳工具。商人企業家辦報則是將新聞媒介作為一種特殊的營利性企業，通過積極主動地提供公眾消費者“新聞”等消費品而滾動營利。
但是，成舍我先生的辦報理念與實踐和上述三種類型的報刊均有所不同。成氏辦報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兼有“文人辦報”與“企業家辦報”的雙重角色定位，具有既追求“文人辦報”的辦報救國、服務社會、不為私利的終極價值導向，又有重視報館企業化經營管理，追求報紙市場成功的專業價值取向。最為令人肅然起敬的是，成舍我的市場化辦報目的是為著辦報服務國家、服務民族、服務世界此一崇高理想和最終目標而存在的。這種看似矛盾，但又最終辯證融合的雙向式價值統一體係，形成了成氏獨特的“二元一體化”辦報模式。
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成舍我的“文人辦報”角色定位與價值追求深受我國近現代新聞史上那些變法圖強、抵禦外侮、文章報國、獨立發聲的先進報人們的深刻影響，形成了成舍我“立己、立人、立國”的辦報理念。而從橫向的學習西方角度來看，所謂的“企業家辦報”角色也給了成舍我先生很大的影響，他對這種基於報業市場成熟發展機製之上的辦報潮流、辦報規律體會很深，形成了他新聞事業大眾化、市場化目標的追求定位。這兩重目標前者為主，後者為輔，前者是後者存在的前提，後者是前者得以實現的基礎。這樣雙重角色的疊加與互補最終造就了成氏的“二元一體化”辦報模式，並使得成舍我先生取得了我國現代報業史上的許多成就，成為一代報壇巨人。
為了清晰地展現成氏“二元一體化”辦報模式的具體內涵，我們有必要對這個辦報模式中的“二元”價值體係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首先分析一下成舍我“二元”價值體係中的“文人辦報”這“一元”具體表現在哪裏。
1. 以新聞事業報效國家民族的愛國辦報理想
如前所述，一部百年激蕩的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血淚情仇的屈辱曆史。從近代以降的兩次鴉片戰爭、中法中日戰爭，到幾近亡國滅種的庚子事變、辛醜條約；從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到日寇侵華、國共內戰，百年的中國曆史苦難深重，幾乎沒有片刻平靜的時候。內憂外患、艱難困苦，使得中國許多有良知的近現代知識分子和無數的仁人誌士都把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當作自己終身矢誌不移的追求目標。無數英雄人物或者揭竿而起，反抗清廷；或者舉辦洋務，學夷製夷；或者出國留學，遍尋真理；或者實業救國，教育精英。其中，受外來西洋傳教士使用現代西方報刊媒介之啟迪，從王韜肇始，康梁維新、孫文革命、五四運動、民國北伐、抗日烽火、國共決戰，在百年不同的曆史時段，都有一群人懷抱著救國誌向，學用西洋傳媒，辦報辦刊辦社，開智通氣鼓呼，創辦了一種特具中國文化特色與時代需要的“文人獨立報刊”，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一個媒體知識分子群體。
這個“媒體知識分子”群體最為突出與共同的一個特征，就是他們都是深深地熱愛著中國這片苦難深重土地的人，在主觀意識上都企圖以現代新聞傳播事業為媒介來達成其辦報救國、鼓呼興邦之崇高目的。所以，熾熱的救國情懷、強烈的報國責任、一生的愛國誌向是他們這一類中國文人獨立報刊從業群體的共同特點。成舍我先生也正是這個辦報群體中的一員，強烈熾熱的愛國主義一直是支撐成舍我先生一輩子辦報並且終生無悔的深層持久的動機。
成舍我的這種“文人辦報”氣質與辦報追求在他《我們這一代的報人》、《立報發刊辭》和《中國報紙的將來》等文章中都有鮮明具體的論述。
成舍我在《我們這一代的報人》中把自己比喻為既幸運又不幸的中國報人，幸運報人是因為可以在如此需要報人挺身而出的時代有幸作為一個報人為國出力，為民呐喊，報效家國，無愧時代。雖然時運艱難，外敵侵入，內亂頻仍，作為一個報人又是不幸的，但生逢其時，成舍我還是以報人身份而感到自豪。
在上海《立報》發刊詞中，成舍我宣稱辦報就是為了“立人、立己、立國”，對報刊服務民族、國家與普通大眾之崇高目標非常清楚，毫不動搖。
在《世界日報》發表的《中國報紙的將來》中，成舍我先生也多次談及報人辦報的目的就是服務於社會，中國的報人絕不能像西方的那些報業資本家一樣，把辦報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和賺取金錢的私營企業。
2.終身從事新聞事業的專業誌向
成舍我1898年出生，1991年去世，共享年92歲。他的一生雖經曆了許多的戰亂與政局的變換，但卻終身隻從事新聞事業，幾乎沒有做過其他的行業。
在時局大動蕩的年代，國家危亡在即，人民困苦艱辛，民族前途未卜，這促使許多熱血青年、俊傑之士紛紛以各種方式投入救亡保種、富國強兵之路。他們或如蔡元培以教育救國，或如張謇以辦實業救國。有人著述，有人從戎，有人科學救國，有人開礦富民。成舍我先生則像許多知名報人一樣，選擇了辦報救國之途，而且一辦就是一輩子，終身以新聞事業為實現自己愛國理想、社會主張的工具。在這個艱苦漫長的從業過程中，成舍我曾經數次被捕，十幾次報館被封，還差一點被“狗肉將軍”張宗昌槍殺。同時，他幾次婉拒了朋友們的舉薦和一些當權高官們的主動提攜，從未做過什麼高官大員和政黨報刊負責人。雖然他在辦報後略有薄產，但絕不富裕，因為一生所有的積蓄都投入了辦報辦學的事業之中。這種以天下為己任、辦報為國、匹夫有責的理想和對公正世界、正義社會的不懈追求，促使成舍我先生選擇了一輩子從事頗有風險、很難發財的新聞之路，並且終身不悔、矢誌不移。
3.以輿論推動民主社會與建設富強國家的奮鬥目標
成舍我投身於新聞事業並終身以其為誌向，當然是有著內在強大持久的動機的，這個動機就是他立誌以報業為媒介，以筆墨為器具，以新聞言論為手段，以輿論引導為目的，來達成他心目中的富強國家、民主社會、大同世界之目標。
自從人類社會組織中出現了信息傳播媒介以來，信息傳媒就一直被人們所看重。因為在一個日趨複雜的社會之中，信息的交流與溝通已成為社會全體成員須臾不可脫離的重要需要，傳播信息的社會化傳播媒介也就成為社會架構中的重要一環。也正是因此，社會化的傳媒媒介——特別是近代社會所產生的大規模大眾傳媒，如報紙、雜誌、通訊社、廣播電視已成為各方政治、經濟、文化團體和個人關注的公器、重要的載體、統治的武器。不管是在人類社會的初級原始信息傳媒時代，還是在文字語言傳媒時代、紙介印刷傳媒時代、電子互聯網傳媒時代，從個體傳媒到群體傳媒再到大眾傳媒，信息傳播媒介都是各個社會階層、不同團體、各方人士誌在占取的社會“重器”。因為誰能夠占據信息傳媒的統治地位，誰就能利用信息的采取與發布，獲得影響其他社會成員的有力手段與重要管道。
自從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所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問世以來，西方的近代大眾傳媒媒介——主要是紙介的書籍、報紙和雜誌，隨著殖民者和傳教士開始陸續進入中國，並在發展演變中成為各方人士關注的“利器”。商人們發現辦報辦刊能夠在市場上給他們帶來豐收的資本利潤，於是在上海、廣州、北京、天津等商埠租界，不斷有人進入這個新的市場領域，成為一個經略民營商業報刊的主體。同樣，痛心於外敵侵略、國事糜爛、民眾愚頑、君上顢幹的幾代知識分子精英則投身於辦報行列，設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鼓吹變法，倡言革命，新民開智，富國強兵。同樣是掌握現代大眾媒介，因誌向不同，目的相異，導致了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營利的商人報刊，鼓吹政治主張的政黨報刊和以獨立的立場引領大眾輿論、達成社會理想的個體精英報刊。而成舍我正屬於後者的行列。
個體社會精英人士所創辦的報刊，其重要目的，就是通過新聞報道和發表言論，影響社會輿情，達成他們心目中所理想的社會前途。在清末近代，以王韜為代表的“新派士人”利用報刊來呼籲變法，學習西方，以達到救亡保種、民富國強之目的。康梁黨人則利用報刊，力圖形成有利於改革進步的社會輿論，以擁君變法，漸進圖強。五四精英亦利用大眾傳媒，造成強勢社會輿論，打倒“孔家店”，推崇“德賽”兩位先生以救國，在客觀上達到了衝決封建舊思想的樊籠，宣傳新思潮之偉業。民國時代的一批批社會精英，更以辦報辦刊為其職業，仿效西方的自由主義新聞媒介，力圖通過獨立的新聞報道與言論引導，促進社會發達、民族進步、國家強盛。
成舍我一生其實有很多的機會當官或從事其他致富的行業，但他從來不作它想，一心辦報，屢撲屢起，越戰越強，就是因為他企圖以報紙這種大眾傳媒，報道傳播信息，影響社會輿論，產生明智意見，建立公共領域，完成對國家、民眾、團體的啟蒙與益智作用，最後達成成氏心目中社會平等、民主自由、獨立自主的美好社會前景。
少年時代的父親冤案一事，使成舍我很小的時候就對新聞事業之威力有了深刻的印象。青年時代機緣變遷，又使他一直在新聞圈子裏工作，五四時期更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北京大學接受了嶄新的思想，目睹了大量新型報刊風起雲湧，批判舊禮教，宣傳新思想，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北大期間，風雲際會，他通過創辦好幾個社團活動獲得了很大的鍛煉，也萌發了改造社會的巨大夢想。所以，成舍我對利用現代新聞報刊來達成自己的社會目標、人生理想，有著很深的基礎。早在“1921年，他在《新人》雜誌發表《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一文，認為‘文化運動最大的武器，就是報館。’他後來以辦報為業在他思想深處可以找到源頭。”(傅國湧：《一代報人成舍我》，《炎黃春秋》，2003年第10期。）
成舍我立誌辦報，為公眾服務，這是因為他堅信“第一，我們認定，新時代的報紙，不但一派一係的代言性質，將成過去，即資本主義下，專以營利為本位的報紙，亦必不能再為大眾所容許。新時代的報紙，他的基礎，應完全真確，建築於大眾‘公共福祉’的上麵。新聞記者，雖然不是直接受了大眾的委任，但他的心中，應時時刻刻，將自己當作一個大眾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驕縱，誤解‘無冕帝王’的意義。他隻知有大眾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係或某一階級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謂報人政治或營業的利益。所以報紙上的言論，紀載，一字，一句，均應以增進‘公共福祉’為出發點”(成舍我：《我們的宣言》（立報發刊辭），《立報》，1935年9月20日第一版。）。這段話，可以看出他的辦報深層動機。
4.以獨立人格為標誌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
觀察成舍我的辦報活動，可以發現他總是力圖保持其獨立的人格、客觀的立場、公平的言論，盡量抵製來自各方麵的幹擾與破壞，保持獨立報人的公正形象與“超然”地位。
由於時代的影響，中國幾代從事報業的個體文人與統治集團的關係起起伏伏，不斷變換。起初，王韜、康梁等人企圖依靠清廷支持，創辦近代新聞事業，達成其變法改革之理想。隨後的孫文革命黨人則徹底放棄了與腐朽清朝統治者的合作幻想，以報刊為宣傳批判之利器，誓與清廷周旋到底。民初時代，軍閥割據，反動武人動輒打殺，政治風雲波驟詭譎，許多舊式文人報刊猶如牆頭幹草，隨風搖擺，定無所見。直到北伐成功，民國政府成立，報業環境稍有平穩。然此時之報人，遍經五四新文化運動之熏陶，飽受西式歐風美雨之衝擊，其對報業之理念與眼光，已與其前輩不可作同日之語。其中最大變化者，就是許多獨立報人開始仿效歐美當代精英主流大報的立場，走上了一條以獨立人格為標誌的社會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