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身份在報界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報人在處理新聞報道時客觀中立的立場和身份上的非黨派色彩。
成舍我早年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但很快因從軍隊中退出而自動喪失了國民黨黨籍，從此再也沒有參加任何黨派，終身恪守獨立的報人身份。在北大就學期間雖與早期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過往甚密，並接受過二人的關鍵性幫助，但他隻參加了一次李大釗召集的共產黨人小組會議，就表示完全不認同共產主義思想，認為其中心理念“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沒有科學依據，自己不能接受。在五四北大前後，成舍我深受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的“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但他僅僅是日後與李、吳兩人過往較為密切，接受過他們的幫助，幫他們做過事，並執弟子禮，但他最終也沒有受李、吳的影響，重新加入當時已是統治政黨的國民黨。可以說，為了做一個職業化的新聞人，為了追尋心目中的新聞報國之理想，成舍我刻意地保持獨立之身，以追求獨立人格和中立地位，保持報紙的客觀性與主動性。
成舍我先生曾經是1949年之前中國內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的創辦人，也是舊中國時期北京地區發行量最大的日報的創辦人，這兩份報紙分別是上海的《立報》，發行量達20萬份；北京的《世界日報》，發行量3.5萬份。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與其獨立辦報的宗旨有極大的關係。成舍我坦陳，他一直遵循對外爭取國家獨立、抵抗強敵和對內督促民主、嚴懲腐敗的辦報方針，始終堅持“立場堅定、言論公正、不畏強暴、消息靈通”的宗旨，不屈服於硬的威脅和軟的收買，對社會政治與時事敢於持公正的批評。
“《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在北平複刊，他發表《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長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國民立場，無黨無派的超然報紙’，認為隻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數人民說話的報紙，能充分發揮輿論權威’，‘我們認為超然的可貴，就因他能正視事實，自由思想，自由判斷，而無任何黨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後的幾年中，《世界日報》堅守了這樣的立場。”（傅國湧：《一代報人成舍我》，《炎黃春秋》，2003年第10期。）縱觀成氏辦報的整個過程，他確實基本上堅持了獨立辦報，堅持無黨無派的初衷。
在國共兩黨激烈爭鬥的年代，成舍我能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這與他身上有著濃厚的中國傳統士人的風骨不無關係。
他在一篇紀念老友程滄波先生的文章中曾這樣讚許程氏對新聞記者的描述：“滄波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新聞記者與天下國家》中說：‘新聞記者在東方是有骨氣有作為的士，‘士可殺不可辱’，這是東方的士風，代表士風的新聞記者，要明辨是非，扶持正義，為天下國家辟邪說、阻亂源。新聞記者的榮譽，是力抗強暴，撥亂反正。反之，新聞記者的恥辱，莫過於但見現實的利害，對現實的利害，屈膝低頭，把是非邪正，一腳踢開。’這一段話，真可作為每一記者的座右銘。”（成舍我：《如何塑造一個獨立記者的典型——讀〈滄波文存〉中可獲得三項珍貴啟示》，轉引自唐誌宏主編：《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總審訂：成露茜），台灣世新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595-596頁。）
成舍我還說過“我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每年畢業典禮中，經常以下麵一段話，告訴畢業同學：‘你們畢業以後如果進入報館，你們手中的一支筆，正和戰士肩上的一管槍相同。如果新聞記者的筆，不用來維護正義，獎善懲惡，相反的卻要求賄賂、受人豢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則這一類的記者，其罪惡與戰士不用槍保衛國家，殲滅敵人，而隻是威嚇善良，搶劫強暴，或報仇泄憤，同該受全國唾棄，最高刑罰。此外，我也常常說：新聞記者要紅包，爭特權，其為害社會，創賊人心，影響之大，實百倍於貪官汙吏、惡霸土豪’。”（同上。）
所以他認為 “記者應有抱負，應盡可能以其為終身職業，在可以發揮抱負的條件下，應不辭辛苦，不計報酬，塑造一位獨立自由記者的形象”。作為一名記者“在參加某一刊物工作時，無論報紙、雜誌，應注意能否符合你的抱負，這一刊物的主管，是否要明辨是非，扶持正義，為天下國家辟邪說，阻亂源。盡管記者是一項職業，辛勞有限度，報酬有標準，但如果上述兩問題的答複是肯定的，則所謂辛勞與報酬，即將自然使你不再作任何計較。否則即日酬萬金，亦可掉頭不顧”。（同上。）
5.以普通大眾為服務對象的社會目標
與前輩精英報人王韜等不同，成舍我這一代的報人固然仍把改造社會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聖主”的身上，但他們更相信現代社會中的公民自由、個人權利、民眾力量、社會公平。所以，成舍我創辦報紙的主要服務對象不再是僅以少數官員為讀者的“官報”，也不是以黨員為基本讀者的“黨報”，而是以社會各個階層普通大眾為讀者的大眾化報紙。
這裏必須要加以必要解釋的是，成舍我心目中的大眾化報紙與西方新聞史上以通俗化、娛樂化、消費化為特征的大眾化報紙有所不同。同者是成氏的大眾化報紙與西方同類報紙一樣，講求利用現代化企業經營方式來管理報館各項業務，注重在內容、報價、發行、廣告等各個環節的大眾化價值取向。但是，成舍我的大眾化報紙又在“讀者大眾化”這一目標上與別人——特別是商業化價值取向的報刊不同，成氏的大眾化是為了服務廣大讀者，提升其對國家民族前途之興趣。達成國家前途與個人前途的緊密結合，是成舍我辦報之根本目的。所以，成舍我以普通大眾讀者為“父母”，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成氏報紙生存與發展的“衣食父母”，更因為讀者大眾是成舍我向其灌輸民族民主觀念，提升其思維理想層次，使其成為社會合格公民的服務對象。誠如張育仁先生所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絕大多數有著程度不同的‘社會主義’傾向，從苦寒卑賤的民間而來的成舍我更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對西方當時的‘大眾化’報紙的鄙薄性評價，不是一種情緒，而是指示著他‘中國式’的報刊自由主義思想方向——他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來描述和闡釋他理想中的‘大眾化’報紙的精神麵貌的。他對中國當時不少所謂的民間報紙的精神格調，特別是與廣大民眾嚴重隔膜而渾然無知深懷憂憤。因此他認為，報紙仍應當肩負起‘喚起民眾’的啟蒙重任——應當通過啟蒙，使國民樹立牢固的國家觀念，這樣才有利於推動國家朝著民主、憲政的方向，朝著現代他的方向發展——‘大眾化報是一種革命’，其思想和文明的意義正在於此。”（ 張育仁：《自由的曆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頁。）比如像張恨水主編的《世界日報》副刊《明珠》（這個副刊曾經因為發表過張恨水的《金粉世家》、《荊棘山河》等長篇小說而膾炙人口、極受歡迎）這樣通俗化的副刊，成舍我也要求絕不能辦成像當時許多報紙副刊那樣格調低下，所以“《明珠》副刊明確提出‘四個反對’，反對茶餘飯後的消遣，反對不顧及大眾的個人牢騷，反對軟性化色情化的東西，反對無聊的考證”。（傅國湧：《一代報人成舍我》，《炎黃春秋》，2003年第10期。）
雖然成舍我在現實的層麵上一點也不忌諱采用市場化的運營手段來達成其報紙大眾化之目的，但他卻非常明確地反對歐美國家中許多報業資本家隻把報紙當作賺錢的企業與工具的做法。他在《中國未來的報紙》演講稿中這樣講到：“歐美的新聞大王，他們隻知道自己如何投機發財，對於社會公眾的福利，幾乎是毫未想到，照這樣繼續推演，直到現在，‘新聞商業化’，所以就成了世界上各種最嚴重問題之一。”（成舍我：《中國報紙的未來》，刊載於《世界日報》，1932年5月6日第七版。）
6.不依附於任何政黨機關的獨立辦報方針
報紙的獨立方針曆來是大眾化報紙的立身之本。因為隻有刻意在辦報立場上保持客觀中立，保持自己的立場，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不同階層的讀者。所以，辦報采取獨立方針，盡量在辦報過程中避免黨派偏見，這是成舍我大眾化報紙的一個重要特征。比如成舍我的“《世界日報》在發刊辭裏首先標榜把不黨不偏、不受津貼、不畏強暴、保持公正立場、替老百姓說話、作民眾的喉舌作為辦報宗旨”。（曾憲明：《中國百年報人之路》（1815-1945），遠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頁。）顯然，為了達成成舍我堅持的讀者大眾化服務目標，辦報精英化的社會理想以及文人論政議政的報刊方式，成舍我就必須采取他的西方同行們所采取的相同立場，這就是實施不依附於任何政黨團體的獨立辦報方針。
“1925年《世界日報》初創，他在發刊詞中提出——不黨不偏，不受津貼（實際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機關的津貼），言論公正，不畏強暴，替老百姓說話，作民眾喉舌。同時提出‘以國民意見為意見’，‘以超黨派立場爭取全民福利’等。對政黨，他一貫持超脫和無所偏倚的態度。他和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沒有參加過共產黨。他和李石曾等許多國民黨大佬有私交，但對國民黨始終保持超脫的態度，經常對國民黨的內外政策提出尖銳的批評。抗戰爆發，他發表文章呼籲‘國民黨應結束黨治，還政於民’，‘公開政權，建立國民聯合政府’，‘對中共采取較寬容政策’等。抗戰期間，他成為國民參政員，一度還是陳誠的駐港代表，但他始終沒有加入過國民黨。香港淪陷後，國民黨《中央日報》和軍方的《掃蕩報》都想拉他去接辦，在這個問題上他考慮得很審慎，也確實有保留，不願輕易‘下水’，最後拒絕拉攏和誘惑，始終未進官報乃是事實。‘超黨派’是他始終如一的辦報立場，三個‘世界’如此，《民生報》如此，1935年他在創辦《立報》時‘絕不招本份官股，絕不請一文津貼’，並表示：‘說大家要說的話，決無任何背景，及為金錢勢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慶辦的《世界日報》也是無黨無派的私營報紙，這條底線他是守住了。”（傅國湧：《一代報人成舍我》，《炎黃春秋》，2003年第10期。）
“《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在北平複刊，他發表《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長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國民立場，無黨無派的超然報紙’，認為隻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數人民說話的報紙，能充分發揮輿論權威’，‘我們認為超然的可貴，就因他能正視事實，自由思想，自由判斷，而無任何黨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後的幾年中，《世界日報》堅守了這樣的立場。”（傅國湧：《一代報人成舍我》，《炎黃春秋》，2003年第10期。）
“北平《世界日報》在抗戰勝利後，於1945年冬從日本人手裏收回後複刊。辦公樓內高掛著一幅‘人民喉舌’四個大字的條幅，宗旨明確，該報是人民的代言人。”（李鴻銘：《百歲冥頑念校長》，轉引自《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頁。）這讓人不禁聯想到天津的《大公報》在自己的報館內鐫刻“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八字辦報方針，美國紐約時報大樓內的八字箴言“不偏不倚、不黨不私”，和普利策所宣稱的《聖路易斯郵訊報》新聞哲學：“《郵訊報》不為黨派服務，而為人民服務；不是共和黨人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隨任何主張，隻遵循自己的結論；不支持行政當局而是批評它；反對一切騙局，不管發生於何處、也不管它是何種性質；提倡道德原則和思想，不提倡偏見和黨派性。”
就是在到了台灣島之後，1988年，成舍我先生以91歲的高齡再次出山，創辦台灣《立報》，他的獨立辦報、民間監督、為民說話的辦報理念仍然一直保存。他在台灣《立報》的發刊辭《何以要創辦台灣〈立報〉？》一文中這樣鏗鏘有力地寫道：“台灣《立報》，今日創刊，我雖不敢確保這張報必將辦得光輝燦爛，十分精彩，但我定可確保，這張報一定能發揮正義抵抗暴力，為老百姓說話，不但不會依附任何黨派，並將永遠不致如英美等國家報紙，盡管不是黨派的政治工具，但卻是資本家的發財工具……英美報紙往往為投資者或大幅廣告登戶所操縱，相信台灣《立報》永遠不會發生此弊害。”（成舍我：《何以要創辦台灣〈立報〉？》，轉引自唐誌宏主編：《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總審訂：成露茜），台灣世新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610-611頁。）
“台灣《立報》將百分之百為搶救國家生存，維護人民福利，為人民說話，永遠不受任何黨派及資本家操縱。”（同上，第608頁。）
7.追求媒體輿論監督社會的強烈信念
“《立報》為確實做到‘為老百姓說話’及‘讀者有其報’兩最高原則，茲特訂定：一、首創設立‘言論督導委員會’，由訂閱本報者，選出公正之專家學者及各業領袖若幹人為委員，定期或臨時開會，督導本報，實施上述兩基本立場，如有違反，嚴予糾正。總編輯及主筆之任免，均須報經‘督導會’同意。二、本報特辟‘人民論壇’，歡迎讀者投書，凡有關國家生存人民福利之言論，無不刊載，實施為人民說話，且‘人民論壇’與本報社論同刊一版，以示尊重”（成舍我：《何以要創辦台灣〈立報〉？》，轉引自唐誌宏主編：《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總審訂：成露茜），台灣世新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611頁。）認真負責的專業主義精神。
怎樣辦好一張報紙呢？成舍我先生認為辦好一張報紙，最重要的有三條：優秀的編輯，“版麵決定一切”，“要把報業看作指揮一支作戰軍隊”。成舍我的這些說法，反映了他注重現代報紙的總編輯、報紙內容和嚴謹專業的辦報作風。
成舍我認為“一個報紙辦好的順序，是由編輯到發行，由發行到廣告，不先搞好內容，即妄想銷路大、廣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顛倒，必將勞而無功”（同上，第159頁。） 。
“此外，我認為辦報還應有三種看法，第一，要把辦報看作開機器，馬達固然重要，小螺絲釘也不能忽視。……第二，要把辦報看作指揮一支作戰的軍隊。新聞工作，雖被稱為自由職業，但為增加工作的效率，一報館的組織和紀律，卻絕對不能鬆懈。指定的發稿時間，一定不許遲誤；指定的采訪任務，一定需要達成。印刷部延時出版，一定要追究責任；校對房錯字連篇，一定要依章處罰。尤其重要的，即對於參加這支報館軍的每一份子，必須隨時隨地充分鼓舞他們的戰鬥精神。一個標題不如人，編輯先生應該感到羞愧；一條新聞不如人，外勤先生應該吃不下飯。人人要爭取勝利，但這勝利的有效期限，永遠隻是一天。……(第三)粒米寸布，不許浪費。……將辦報看作開機器，看作上前線，看作管家務。”（同上，第163頁。）從成舍我一生的辦報實踐來看，這些要求他自己都基本上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