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察
作者：楊獻平
在這個年代，詩歌漸漸成為小眾之間的自我玩賞。在強大的生存壓力下，詩歌寫作會越來越逼近真實的個人及其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
“寫詩的年代已經過去”。我總覺得，優秀的詩歌承載和傳達夢想，庸俗和低劣的詩歌隻是一種情緒。相對於作為真實載體的散文乃至鋪排捉捏命運的小說，詩歌更多地反映人類精神層麵的問題。詩歌的不可傳達性決定了它必須隱晦，必須把真實的自己隱藏起來，展現出情緒乃至靈魂當中最本質和光華的一麵。白話詩以降，閱讀的興趣及激情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局限了的。唐宋詩詞及元曲的難以超越，乃至當代人才智的匱乏和精神層麵的衰落，盡管有那麼多人寫詩，但真正流傳的沒有幾首。
從胡適、魯迅到郭沫若，聞一多、戴望舒、徐誌摩、穆旦的詩歌，可能是現代詩歌當中最優秀的一些。他們的優秀點在於：找到了人自身真正的精神困境和人類共同命運的主題。這些大師的作品一個顯著特點是悲，是時代與個人的不通融、不合作，是生命和思想在艱絕世事、複雜情感狀態當中的自我衝突與磨合。國難中的個人命運及情感的複雜和劇烈性，在當下已經難以想象。到新時期，詩歌寫作在很長的“附庸”階段扮演了無可奈何的角色。
上個世紀80年代的“朦朧詩”崛起，也與時代特征有著緊密聯係。在這些詩人及詩歌當中，昌耀、食指、北島、顧城、海子、駱一禾、楊煉、歐陽江河、西川、芒克、徐敬亞、王小妮、梁小斌等人的詩歌構成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詩歌最耀眼的部分。那絕對是一個“詩歌”的年代，群星燦爛且讓人目不暇給。這個高度在今天看來仍舊可以稱之為世紀之交中國詩歌的“標高”。昌耀《慈航》、食指《相信未來》、北島《回答》及海子、歐陽江河、楊煉、顧城等人的一係列作品，從某種意義上，使得中國白話詩首次具備了覆蓋全人類的“大氣象”和大境界。
現在，讀這些人的詩歌，我仍舊是激動的，甚至包括隨之而崛起的軍旅詩歌，如80年代王小末、馬合省、屈塬、賀東久、劉立雲、殷實、柳沄、簡寧、黃恩鵬、黃國柱等等詩人的作品，也相應地成為中國20世紀後半葉軍旅詩歌的“標高”。昌耀的詩歌寫作可能是那個年代持續時間最長、最特立獨行的“獨一個”，隨之而來的北島、食指、顧城等人，在嚴肅的詩歌意義上仍舊沒有昌耀“徹底”和“純粹”。昌耀的寫作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拒絕”，翻看他自印的《命運之書》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昌耀詩選》，從第一首到最後一首，幾乎找不到一句“應景”與“妥協”。
食指的個人命運及其《相信未來》顯然是一個悖論。但這首詩帶給當時中國文學的新鮮與“激動”意義重大，它首先開創了精神層麵的獨特的自由與熱切的懷疑，甚至一種巨大的“思想及夢想”動力。北島的《回答》是一代人的質疑和呼喊，盡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之後的詩句在意趣及境界上有所局限，但這並不影響《回答》在中國詩歌史上的不可撼動的地位。海子的《亞洲銅》、駱一禾的《沉船》及歐陽江河、楊煉、顧城等人的作品，以其紛呈的精神姿態和對詩歌的巨大勇氣，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之間，組建了中國詩歌最“黃金”和“卓越”的裏程碑。
與之相對的是，很多當年在“詩歌年代”崛起的詩人並沒有在藝術境界上與這些作品並駕齊驅。一些人不是才力不夠，而是“胸懷”“境界”問題，過多地關注了自身生存，而使得作品平庸甚至“時過境遷”。每個人追求的是當世利益最大化，但是，在那個“詩歌年代”，而錯失釋放創造力的最佳時機，不僅是個人的損失，也是中國現代詩無形中的巨大缺憾。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詩歌勝景基本不再。盡管寫詩者風起雲湧，但在詩歌“氣象”“境界”“氣度”“品質”上，不是再攀，卻是大幅度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