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裏，有兩個學生都問過孔子同樣的問題，一個是上麵引文中子路問的。子路問：齊桓公殺了公子糾以後，召忽就自殺殉節，這個人多好啊。可是管仲不死，不但不死還為他做相，像管仲這樣的人，是不是不算仁德之人呢？孔子是怎麼回答的呢？孔子說。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齊桓公多次召集各個諸侯國開會，匡振天下，卻沒有使用武力，這是管仲的力量啊，這是管仲的仁德啊。
“仁”，難道是空洞的道德信條嗎？不是。“仁”也不能是消極的“臨難一死報君王”。“仁”應該體現在事功上，那些做出大事業，為國為民帶來福祉，消除災難的人，才是真正的“仁”。
召忽自殺殉節了，自有其道德上的價值，但管仲不死，反而為之相相者，引導者也。他引導桓公走在正道上，“正而不譎”，以其坦誠和道德風範，再加上大國的威懾力，保有了天下四十年的太平，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中原文化得以保存和發展。這才是真正的“仁”啊！
所以你看，孔子已經不是從一個純粹的、極端的道德角度來評價一個曆史人物了，他是從這一個人的實際的成就、實際的功勞上來講的。
年輕時候的孔子，激烈反對管仲，但是晚年的孔子，對於管仲卻有了更多的認同和讚譽。天下萬物千變萬化，孔子認為沒有絕對性和必然性，隻要審時度勢見機行事就好，不應拘泥僵化。在孔子人生最後的階段，他依然在探討著人生的上升之路。
後來子貢又問了孔子一個問題，說：管仲是不是一個不仁的人啊？桓公把公子糾殺了以後，自己不願意尋死，反而做齊桓公的相。
孔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在諸侯中稱霸。老百姓直到今天還受到他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恐怕已經淪落為披頭散發的粗衣的人了。管仲哪裏能夠像一般的平庸男女那樣，為了守小節，在小山溝裏麵自殺呢？節有大節有小節，忠於公子糾是忠於一個人。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受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憲問》）
孔子這個地方把管仲的選擇，和一般的男女為了一點小事跑到小山溝裏麵上吊自殺做了一個對比。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忠於公子糾是忠於一個人，管仲有大忠，這個大忠是什麼呢？首先我們說管仲忠於自己。他覺得自己是一個能夠幹大事的人，如果就這樣自殺了，不太可惜了嗎？一生的事情還沒有做，怎麼就能自殺了呢？他忠於自己，然後我們看，他做的這個事是什麼事呢？是忠於天下，他是為天下人在做事，在做大事，在謀福利，在求太平。所以孔子對於管仲給予這麼高的評價，也說明他不拘泥，有變通。一個有原則，有權變的聖人，已經長成。
那麼孔子關於他自己人生的境界，還有一句話，他說一個人的人生境界應該是這樣的。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我們的人生在《詩經》中開始，因為《詩經》告訴我們怎麼興、怎麼觀、怎麼情、怎麼樂，告訴我們怎麼在家裏侍奉父親，在外麵侍奉國君，這是人生的第一個階段興於《詩》。第二個階段立於禮，在理智中建立人生，最後一個階段在音樂中完成人生。
這是孔子又一次探討人生的上升之路。不管怎麼說，這三句話它們有很多的共通點，有一個共通點，我們要注意到，就是在這三句話裏，他告訴我們，人生是一個不斷追求道德境界的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有所立，但每一個階段都有所不足，所以要不斷切磋琢磨，然後像孔子這樣到七十歲，才能真正的進入人生的化境。
真正的道德的人格一定是自由的人格，真正的道德的人生一定是自由的人生，真正的道德的社會一定也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所以孔子這位偉大的聖人，用他自己人生七十年的修行，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就是道德與自由的關係。孔子有一句名言。
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仁》）
早晨了解了道，領悟了道，晚上死了也就可以了。這一句話包含了一個內涵是什麼呢？生命的價值就在於追求真理，孔子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現在聖人完成了，所以呢？“夕死可矣”，也就可以死了。孔子七十三歲病重，子貢來看他，他給子貢交代了一些後事，交代完了以後，他唱了一首歌。我們前麵講到了，孔子終生都喜歡音樂，當他要抒發感情的時候，他常常用唱歌來表達。現在他又唱了一首歌，這首歌隻有三句歌詞。
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記·孔子世家》）
泰山崩了，天柱折了，哲人也將要離去了。這是孔子的遺言，也是孔子留給我們的最後的三句話。我們發現，他給我們留下的最後的三句話是什麼呢？竟然是音樂，是歌聲。音樂不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嗎？是最有規則的，又是最為自由的。
孔子把人生的最高的境界看成是音樂，因為音樂是陶冶人的性情的，是養成人的人格的。有音樂的陶冶，人們才能夠享受生命，並使自己崇高而不僵硬，純潔而不刻薄，嚴格又不苛酷。
現在，果然如此，他用他的三句歌詞告訴我們，他是成於樂，最後，也在樂聲中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