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看來，最高的道德境界應該是從心、從欲、從權，是一種寬鬆自由的境界，而不是刻板。所以，孔子反對與“自由”相對立的“必然”。他認為隻有杜絕絕對化，一個人的修養才能達到通達。
我們今天從哲學的角度來講，必然是與自由相對立的概念，我們人類最終的目標是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必然不是一個好東西，那麼孔子杜絕了這四個缺點之後，他就變成了什麼樣的人呢？通達。知識是融會貫通，處事是不粘不滯，為人是寬容仁慈。所以我們說，孔子在私人生活的領域裏麵，他是主張自由而寬鬆的。
他曾經說到他自己為人處事的原則，在《論語》裏麵有這麼一條記載。孔子曾經評價曆史上有那麼七個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孔子對這七個人都做出了很高的評價，比如他講到伯夷和叔齊的時候，評價是八個字。
不降其誌，不辱其身。
就是不降低自己的誌向，不辱沒自己的身份。堅持自己的誌向，保持自己的尊嚴，很不簡單。講到柳下惠和少連，怎麼樣呢？相對差一點，但是他們仍然有所堅持。
言中倫，行中慮。
言詞合乎倫理，行為經過深思熟慮。還有虞仲和夷逸這兩個人又怎麼樣呢？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他們隱居山林，說話很放肆，我們看前麵兩個，柳下惠和少連說話不放肆，是符合倫理的。所以這七個人裏麵，孔子對七個人層次的評價是一點點降低的。虞仲、夷逸和柳下惠、少連相比又差了一點，說話也很放肆了，可能說話不符合道理了，但是他們立身還是合乎於清白的，他們棄官和隱居的時候，也是合乎於權變的。什麼叫合乎於權變呢？能做官的時候就做官，不能做官了，世道渾濁了，那我就不做官了，是有權變的。好了，孔子對七個人裏麵，其中六個人給予了這麼樣的評價，都給予了他們一定的肯定，他們都有優點，他們都有堅持，但是問題是孔子看到了背麵，優點往往也就是缺點。
比如，這幾個人裏麵，伯夷、叔齊“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有兩個“不”字，柳下惠和少連“言中倫，行中慮”，兩個“中”字，虞仲和夷逸是“身中清，廢中權”，也是兩個中字，有這麼多的“不”，有這麼多的“中”，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們有太多的必然，有太多的是非。必須是這樣做，必須是符合什麼東西。
孔子把這六個人講完之後，他對自己做出了一個評價，他說。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這話講得太好了，我和他們不一樣。我的為人處事，五個字，“無可無不可”，沒有什麼一定要這樣的，也沒有什麼一定不要這樣的。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
我們把孔子這一段話來看一看，實際上，孔子講出了人生的幾種境界。假如一個人沒有堅持，見風轉舵、毫無原則，那是什麼呢？那是小人。像柳下惠、伯夷、叔齊這樣有所堅持的，那是什麼呢？是賢人。像孔子這樣不僅有所堅持，而且還能做到權變，能夠靈活運用的，那是什麼呢？是聖人。所以孔子對於這六個人給予很高的評價，為什麼？因為他畢竟是賢，但是他又覺得這幾個人，還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畢竟還不懂得權變，還有一點固執，還有一點拘泥，還有一點僵化，還有一些刻板。而孔子的境界是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是不是就毫無原則呢？顯然不是這樣，孔子是一個毫無原則嗎？顯然不是。所以孔子在另外一個地方講了這一句話。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裏仁》）
君子對於天下大事，沒有一定要這樣做的，也沒有一定不要這樣做的。他隻是要選擇一個最合理、最恰當的方式。合理恰當的方式是什麼呢？就是義。“義”這個字，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意象，就是宜，就是時宜的宜。這話也就相當於我們講的實事求是，要根據我們所麵對的客觀的情況，麵對著我們不同的環境，來決定我們做事的原則和方針，所以“義之與比”，實際上講的是什麼呢？就是做人做事，沒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沒有那麼多僵死的教條。為什麼？天下事千變萬化，無常勢，無定形。有了那麼多條條框框，我們如何能夠適應這個世界的千變萬化呢？所以孔子說，隻要努力求得合情合理，所以孔子堅決反對這個“必”字。
我們心中的“必”字太多了，心中必然的東西太多了，我們的思想就被束縛了，也就失去想象力了。在改革開放之初所碰到的最大一個理論上的問題，就是“兩個凡是”，什麼叫“凡是”呢？凡是就是“必”，所以改革開放之初的解放思想，就是打破“兩個凡是”開始的。不破除這樣的一種“必”，思想就不能解放，心靈就不能自由，生活也就不能自由，我們不但不能夠改造世界，也不能夠提升自己。
還可以舉一個管仲的例子，孔子以前對管仲的評價不高。他三十歲左右的時候到齊國去，有人問他：管仲懂得禮嗎？孔子非常嚴肅地說：管仲這個人怎麼懂得禮呢？他那麼奢侈浪費，他很多的生活的待遇都跟國君一樣。管仲如果懂禮，誰還不懂禮啊？他對管仲傾向於批評，可是後來當孔子自身的境界，達到耳順之年，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人生境界提高以後，他對管仲的評價就不一樣了。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
解釋這段話之前，可能要先簡單講一個故事。
當時齊國有兩個公子，一個叫公子糾，一個叫公子小白，他們都是齊襄公的弟弟。可是齊襄公這個人很無道，政局很混亂，然後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兩個人為了怕受連累，為了避禍就都離開了齊國。公子小白就由鮑叔牙帶著逃亡到莒國，公子糾由管仲帶著逃亡到魯國。後來齊襄公被殺了，魯莊公派兵送公子糾回齊國即位。可是公子小白首先回到了齊國，自立為國君，然後興兵伐魯，逼著魯國殺掉了公子糾，這樣和他競爭的人就沒有了。公子糾被殺之後，公子糾身邊有兩個師傅，一個就是管仲，還有一個叫召忽，這兩個人的態度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召忽一看到公子糾被殺，為了表示忠誠自殺殉節，所以當時人們對他的評價很高。而管仲不但沒有自殺殉節，反而回到齊國，在公子小白，就是後來的齊桓公手下做了丞相。所以管仲這個行為，在當時可以說引起了很多道德上的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