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寶印泥
八寶印泥相傳為福建漳州首創，與水仙花片仔癀並稱漳州三寶。好東西當然要進獻皇帝的，八寶印泥在清朝就是貢品了。文人雅士自然也近水樓台先得月，於是便口口相傳開來。
八寶印泥與一般印泥相比，有如下特點：色澤鮮豔純正，印跡清晰，不糊印章，不洇油，不怕日曬，不怕火烤，久放不幹，永保原色。其製作工藝極其複雜，需采用麝香、朱砂、紅寶石、珊瑚、朱膠、赤合葉、老陳蓖麻油及艾絨等8味上等名貴藥材為原料製成。朱砂選用上等鏡丙砂；天然紅寶石、珊瑚經研細和多次漂製；珍珠選用上品研製；蓖麻油經自然陽光照曬與四季冷熱處置，存放20年以上；艾絨經挑選、漂製、摘絨加工等工序製成。上述材料經加工後，進行配料、攪拌研磨、檢驗細度，再加入精製艾絨，用石臼研砸勻細，前後達30多道工序。隨後放入缸內存置6~10個月，使油和料浸透、回性，方為成品。
這種工藝究竟是漳州人首創，還是京城的文人墨客在漳州八寶印泥的基礎上進一步演化而來，現在已無可考。
開業於清同治四年（1865年）的一得閣，由謝鬆岱先生創辦。謝先生在京考科舉失意，便研磨墨汁到考場外兜售，備受考生歡迎。他不久便在琉璃廠開設了自產自銷墨汁的一得閣，而與墨汁齊名的，便是他精心配製的八寶印泥，馳名海內外。
近世藝人魏長青是一位製作印泥的大師。魏長青是北京昌平縣人，從小在琉璃廠當學徒。他寫得一手好顏體字，臨摹《麻姑仙壇記》碑，幾可亂真，他的笨書、隸書也俱佳。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周恩來總理的題詞，就是由魏長青設計，鎦金鐫刻在巨大的花崗石上的。1934年，魏長青把原來開設在廊坊頭條的文興齋（一家專門製印的商店）遷至東琉璃廠，改名萃文閣。他采用上等原料，攙入珍珠、瑪瑙的粉末製成的八寶印泥，極為名貴。製印泥的關鍵原料是印油，印油的做法是先將蓖麻榨壓成油，存在密封的瓶內，放在烈日下曝曬，任憑風吹雨打，要經曆若幹年後才能做印油使用。魏長青有一瓶明末清初儲存的已達幾百年的印油。每次製印泥，他隻摳出一小塊凍油，用新蓖麻油化開後使用。萃文閣的八寶印泥蓋上不洇油，色澤鮮豔，鮮紅發亮，故聞名於世。
一塊小小的印泥，都有這麼多的講究、這麼動人的故事，若是敞開來講，八寶印泥的故事又何止這些？
八大胡同
說起老北京的妓院，人們首先就會想到八大胡同。所謂八大胡同，並非某一條胡同的名稱，而是由八條胡同組成的，位於前門外大柵欄附近，因妓館密集而成一大銷金窟。《京都勝跡》一書引用過當時的一首打油詩：“八大胡同自古名，陝西百順石頭城（陝西巷口的百順胡同、石頭胡同）。韓家潭畔弦歌雜（韓家潭），王廣斜街燈火明（王廣福斜街）。萬佛寺前車輻輳（萬佛寺係一小橫巷，西通陝西巷，東通石頭胡同），二條營外路縱橫（大外廊營、小外廊營）。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國後，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又為八大胡同的興旺火上澆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價收買了參、眾兩院八百名議員（號稱八百羅漢），每人月薪八百塊現大洋。而國會的會址就位於宣武門外象來街（今新華社所在地）。“錢來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帶產生了畸形的繁榮，許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還津津有味地談起八百羅漢鬧京城時的盛況……古有飽暖思淫欲之說。八百羅漢酒足飯飽之後，當然不乏有些尋花問柳的青樓之遊。位於前門、宣武門之間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紅燈區，許多妓院竟然掛出了客滿的牌子。”這段文字，見之於方彪所著的《北京簡史》。提到八大胡同，有個叫小鳳仙的人不能不表。袁世凱複辟稱帝期間，滇軍首領蔡鍔身陷虎穴，他為擺脫監控，假裝醉生夢死，放蕩不羈於八大胡同，因而結識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小鳳仙。小鳳仙膽識過人，掩護臥薪嚐膽的蔡將軍躲避了盜國大賊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個叫蔡鬆坡（蔡鍔）的人，在石南舉行了倒袁起義，打碎了袁世凱的迷國小鳳仙與蔡拷當年就是在這裏約會的。夢。這位蔡鍔的名字永存於北海西北角的鬆坡圖書館。麵對蔡鍔的起義，袁世凱籌劃已久的君主製度像一枕黃梁般破滅了……”（林語堂語）蔡鍔為中國的民主製度立下的汗馬功勞，其中似應有小鳳仙的一份，多虧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說英雄救美，可這回卻是淪落風塵的美人救落難的英雄。
北京文史學家葉祖孚先生曾重新參觀了從前妓院的舊址。他去了朱家胡同9號，原來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寶茶室，門框上麵“聚寶茶室”四字猶存。“聽說在一次房管局修繕房屋過程中，居住在裏麵的居民憤怒地要求鏟掉門口這四個字，他們不願意這些象征恥辱的痕跡仍舊保存著。”朱家胡同45號，是原先的妓院臨春樓，門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樣，裏麵的住戶抬頭低頭都能看見，估計同樣很不是滋味。“這裏樓下5間房，樓上也是5間房，每間房約9平方米，原先樓上樓下都是7間房，每間房隻有6平方米，後來改成5間，略大了些，但仍是鴿子籠似的……”6平方米的空間，雖小，裏麵卻浸染著一部血淚史。當然，故事早已失傳了，麵目摸糊的主人公也下落不明。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頭等者，硬件設圔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較樸素比同時期上海31施要高檔一些，甚至很豪華，可以想見當年其—。門前車馬喧囂的情景，進進出出的都是那個時代的大款吧？百順胡同，就是精裝修的頭等妓院之集中點，專為上流社會提供服務。譬如49號，是個四麵環樓的院落（屬於另類的四合院），“每麵4間房，樓形共16間，樓下也是16間，每間房均10平方米大。有個樓梯通到樓上，樓梯還結實，樓上還有雕花的欄扞。看了這個頭等妓院，可以想像從前這裏妓女倚門賣笑，過著紙醉金迷生活的樣子，從這裏散發出來的汙濁空氣腐燭著整個北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這花枝招展的韓家潭（今名韓家胡同），曾是閑散文人李漁的隱居之地。他請張南垣為他在韓家潭壘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別墅“芥子園”為名，並題楹聯曰：“十載藤花樹，三春芥子園。”芥子園，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帶惟一的文化遺跡吧？想這放蕩不羈的李笠翁，即使挾妓醉飲，也不會怎麼臉紅的。正所謂“大隱隱於市”也。
前一段時間，有好事者倡議修繕八大胡同妓院遺址，將其作為旅遊景點吸引中外觀光客，哪怕是進行一番“憶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積極意義。此言一出，立即招致眾人反對。有人說：老北京的風俗，不能靠八大胡同來表現，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橋、大柵欄、琉璃廠等，夠玩的了；有人說：讓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過是為了滿足某些現代人對妓女生活的好奇心與窺視欲，會產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種種，似乎都恨不得將八大胡同夷為平地，最好是索性將其從中國人的記憶裏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畢竟是北京特定的曆史階段的產物。至於是否有必要把它列為景點隆重推出，確實夠讓人為難的。懷古乎？懷舊平？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紅磨坊、紐約的紅燈區還是有區別的，東西方的道德觀念，也還是有區別的。所以，本地雖然一直向外來遊客推薦“胡同遊”，但八大胡同並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屬於被刻意遺忘的角落。
八道灣
說起八道灣，很自然地就會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道灣仿佛是因為苦茶庵出名的。梁實秋說：“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灣的書房，原名苦雨齋，後改為苦茶庵，不離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橫額是沈尹默寫的。是北平式的平房，書房占據了裏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裏麵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幾淨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的文房四寶井然有致。外麵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文筆簡約，像建築師般把苦茶庵的橫截麵臨摹在紙上，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縮影。
八道灣實際上也和魯迅有關，1919年底魯迅攜全家從北京菜市口的紹興會館搬來，周氏兄弟及家屬亦同時遷抵。所以解放後，八道灣胡同11號院一度被稱為魯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稱，則幾近於失傳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國人都在回避周作人這個名字。甚至努力將他的文本從記憶中淡化掉一曆史以這種措施處理尷尬。其實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當時文壇上一場著名的家庭內戰就是在八道灣鬧起的，幾天後魯迅便收拾行李與母親遷出，搬到西四磚塔胡同61號。也就是說，魯迅隻在此生活了幾年，周作人則居住了近半個世紀，並以此為一生的歸宿。但八道灣依然算魯迅故居，誰也沒有勇氣在院門口立一小塊紀念性的牌子，上書“苦茶庵”。
張中行老人說：“我由上學時讀新文學作品起，其後若幹年，常聽人說，我自己也承認，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剛勁，一衝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折：“提到觀照人生的高度說，兄是偏於信的一端，弟是偏於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種近真？也不好說。但從受用方麵看，疑總難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稱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張中行在周作人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出來後，還多次以學生的身份前去拜訪：“人不是當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庫八道灣的苦雨齋也一變而淒清冷落。住房隻剩內院北房的西北部；東半部，愛羅先珂住過的，中門外南房，魯迅先生住過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間，靠西間是臥室，日本式布置，靠東一間書房兼待客。客人來，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茶庵給張中行的印象是蕭條困頓的，他甚至引用了“門可羅雀”的成語，其風格大大迥異於梁實秋眼中的。畢竟是兩個時代了，就像有兩個苦茶庵一樣。那麼，哪一種更真實呢？這同樣不好說。
後來電視台采訪魯迅故居在八道灣拆遷區中的存留問題，鏡頭捎帶著拍了一下周作人的苦茶庵，灰牆斑駁，光線昏暗，原來和普通老百姓的舊宅沒有二樣，惟一的區別是屋簷下鑲嵌了一排褪色的磚畫，尚有那麼點文化氣息。想當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視著這典雅的畫麵品茗吧？品出什麼滋味了嗎？那一切都被風吹走了。正如主人指主義的空中樓閣。還是魯迅的《野草》說得好：“院子裏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遺憾的是，棗樹兄弟也鬧過矛盾。斯人俱往矣。
有幾位居委會老太太曾在電視鏡頭前一邊晾衣、洗菜，一邊回答記者提問（大意）：連魯迅故居都要拆，怎麼向後人們交代呢？到哪兒重新蓋一座呢？八道灣，這座曾旁聽過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為兩位文化名人的物證，而今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家生意紅火的房地產公司。看來，在金錢麵前，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妥協的，甚至妥協到虛無。
八道灣，這個即將被人們遺忘的地名，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嗎？
八旗子弟
威風凜凜的八旗，本是努爾哈赤一手創立的集軍事、政治、生產三位於一體的組織。初期隻有黃、白、紅、藍四旗，標幟以色彩相區別；後又增編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稱為整旗或正旗）的標幟上鑲嵌了邊角，即為鑲旗。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合稱八旗。既是一個小社會，又是一個大兵團。彼此呼應、眾誌成城，以弓強馬壯、紀律嚴明，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兩位創業者，正是依靠這支千錘百煉的子弟兵，突起於白山黑水之間，與一牆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禮，對峙並且交鋒。坐守長城的明軍遙望關外圓八旗子弟從揚鞭躍馬演變為提籠通鳥獵獵飄揚的八麵戰旗，既恨又怕。在他們眼中，這異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氣呑萬裏如虎。
清帝進京之後立刻實行滿漢分治，將內城的原有居民全部遷移到外城，填充以攜眷駐防的八旗官兵：正黃旗駐德勝門內，鑲黃旗駐安定門內，正白旗駐東直門內，鑲白旗駐朝陽門內，正紅旗駐西直門內，鑲紅旗駐阜成門內，正藍旗駐崇文門內，鑲藍旗駐宣武門內。另外在西郊還設有三大營：圓明園護軍營，藍靛廠火器營，香山健銳營。
內城像一塊大蛋糕，被八旗給瓜分了，共同拱衛著紫禁城。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糧的，定期領餉。全體成員均由國家供養，除了養在編的官兵，還要養他們的家屬，包&那些因兵額有限而成為閑散人員的八旗男丁。可見八旗子弟無論兵民，不農、不工、不商、不牧，也照樣能坐收漁利，而且是鐵飯碗。
有人說：在那個時代，當兵不是義務，而是權利。八旗的規矩是“五口為戶，戶出一丁為兵”。按十幾萬的兵額來推算，京旗的總人口應在60萬以上。這麼多張嘴，長年累月地吃下去（況且還常辦滿漢全席什麼的），再富有的國家也會被吃窮的。
老舍替八旗子弟畫過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滿清的末幾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漢人所供給的米，與花漢人供獻的銀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會唱二簧、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一至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兒詞。他們沒有力氣保衛疆土和穩定政權，可是他們會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就是從我們現在還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藝兒中，像鴿鈴、鼻煙壺兒、蟋蟀罐子、鳥兒籠子、兔兒爺，我們若是細心的去看，就還能看出一點點旗人怎樣在微小的地方花費了最多的心血。”
從什麼時候開始，八旗子弟不會騎馬了，不會射箭了，不會戰鬥了？從什麼時候開始，八旗子弟退化為“不敢流血的青年”，隻會閉關鎖國，隻會割地賠款，隻會忍辱求和？他們的膝蓋不再是鐵打的了，他們的營盤、城池乃至江山，也不再是鐵打的了。
在拆房賣地、傾家蕩產之後，他們又將麵臨亡國的命運。他們，把祖傳的基業全送進了當鋪裏。
這些“微小的地方”確實是旗人文化的典型之處。北京的茶館是靠八旗子弟泡出來的，北京的戲園是靠八旗子弟捧出來的，但他們最終被自己所享受的文化給葬送了一一他們成了文化的犧牲品。這種文化不僅削弱了他們的武力，更磨損了他們的誌氣。旗人由驍勇善騎射的草原民族變為專事享樂、過寄生生活的特權階層，其剛健剽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為好逸惡勞、頹靡軟弱，為京師一地民風的弱化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注腳。而生活要成為一門藝術，必有其鐵定的前提一一富裕和閑適。
當敵人從遠方的地平線上出現時，八旗子弟已無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聯軍，1900年的八國聯軍，都輕而易舉地攻破了北京城。早已刀槍入庫的八旗勁旅，匆忙披掛上陣，卻一敗塗地，作鳥獸散。真令人難以置信：努爾哈赤時代的雄風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外交上輸了，在精神上也輸了。他們恍然醒悟了敵人無時不在、無所不在，而自身卻又如此弱不禁風。仔細想一想，傾家蕩產的八旗子弟連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都保不住，又如何能守疆衛國？當然，他們典賣的不過是祖傳的房地產（俗稱“吃瓦片”》，而皇帝與太後出手更為大方，動不動就割地賠款。難怪有人說：殖民主義者的使節是清廷的太上皇。所謂的《南京條約》、《辛醜條約》什麼的，都帶有當票的性質，是為了苟延殘喘而賒借幾天和平。
清帝退位之後，愛新覺羅氏對北京的統治垮台了，京旗也就隨之解體。
白石橋
國家圖書館附近，有橋名曰“白石”。現在已經見不到當年的橋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立體交叉橋。
據說國圖所占之地，為元大護國仁王寺遺址。“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髙良（粱）河。”（引自《元史世祖紀》）香火好像還很旺盛。可有一條高梁河（通惠河之上遊）相隔，南岸的朝拜者，需向左或右繞一段路，借廣源橋或高粱橋過河，往返極是曲折。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便在大護國仁王寺門外以白色石塊砌築一跨河小橋，俗稱白石橋。橋北有路，可達魏公村一時稱畏吾村，為元朝色目人中維吾爾族營寨。白石橋與魏公村之間，有一位姓萬的駙馬所造之莊園，也以“白石”為名：“駙馬都尉萬公白石莊，在白石橋稍北，台榭數重，古木多合抱，竹色蔥茜，盛夏不知有暑，附郭園庭，當為第一。”(引自《燕都遊覽誌》）看來這位駙馬爺很沾了皇帝（及公主）的光，可惜他靠裙帶關係獲得的別墅，今已夷為平地。魏公村一帶，不僅有維吾爾族集市，湖南人也很喜歡這塊風水寶地，建造了鄉親們的義園（公墓）。
1957年，大畫家齊璜（白石）就安葬在這裏。齊璜是1913年由湖南闖北京的。跨車胡同13號，有這一代宗師的故居，今天仍住著其第三代嫡孫齊秉頤等八戶齊氏後人。院中的三間北屋，即其自題的“白石畫屋”。
從白石橋北望，常讓人想起九泉之下的白石老人。看來老人和白石橋還是挺有緣的，他一定能遙遙地聽見橋下的流水聲，不會感到寂寞的。
前幾年，古石橋尚存，依舊是很結實的樣子。它實在太經得起時光的消磨了。可惜，前幾年擴建白頤路（白石橋至頤和園），把白石橋拆了。有好事者問海澱文物所為何不就地保留。人家很為難地回答：誰給出錢呀？這就是冷酷的現實，後人隻能對消失的白石橋報以一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