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
北海曾有太液池之美譽，湖心的瓊華島又叫萬歲山一當年元世祖最喜歡住在這裏。忽必烈汗的這座廣寒殿（相傳是遼蕭太後的梳妝樓》，於明萬曆年間忽然倒塌了，瓊華島頓時顯得失重而又荒涼。好在清順治八年（1651年），一座白塔仿佛天外飛來般出現在山巔，填補了空白，並且構成風景中的風景。按照前寺後塔的建築原則，白塔的腳下自然還有一座依山勢蔓延的寺院，即永安寺。從此，湖光塔影，相映成趣。人們再也不可想像：假如北海沒有這座塔，會是什麼樣子？它仿佛已是不可取代的標誌了。
這種白塔其實是喇嘛塔，藏式秘宗佛教裏佛的化身或象征，其造型刻意模仿坐佛的輪廓：豐滿的肩膀、收緊的腰圍、盤屈的下身，塔刹（又叫塔脖子）上端的華蓋及塔頂，更是預示著一張無比權威的麵孔，這張臉正從神秘的雲瑞俯瞰著芸芸眾生。隔水相望，你看見的是一座線條流暢的塔呢，還是一尊盤腿打坐的佛一包括他的蓮花寶座？由此可以鑒別出你自身的悟性與誠意。當然，風景也許比任何宗教更容易感化人心，哪怕你是個無神論者，圔妙應寺白塔。也照樣會因湖光山色而變得溫柔。
對於天水一色的北海來說，白塔確實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為之補充了無窮的活力。它更像是彼岸的燈塔，不僅使人間苦度的眾生感受到希望，而且錦上添花般地為風景照明，使美變得更美。“文革”期間，宣揚破舊立新，許多宗教建築都受到了致命的衝擊，譬如法源寺、臥佛寺等，卻沒有哪位紅衛兵小將想過把永安寺的白塔連根拔掉那無異於拔掉了老北京的門牙。野蠻可以摧毀美，但最終仍將為美所馴服。在北海一波三折的水麵上，白塔至今仍是最牢固、最有分量的鎮紙。
即使是瘋狂了的紅衛兵小將，恐怕也是在北海白塔的注視下長大的。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誰不曾在北海公園裏劃過船呢？20世紀50年代，產生了一首眾口相傳的歌謠《讓我們蕩起雙槳》，有一句是“海麵倒映著美麗的白塔”，裏麵出現的“白塔”即北海白塔也。據作曲家劉熾回憶，當時他領著一大群少先隊員在北海劃船，頭腦中忽然有段旋律不請自來，於是趕緊棄舟上岸，趴在瓊華島的一塊假山石上將之記錄下來。是北海給了他靈感，是白塔照亮了他！
因為漂浮在一首水遠的兒歌裏，白塔很舊，又很新。它無形中擔任了許多人童年記憶的證人，它本身也因之而保持著淳樸與童真。白塔作證，歌聲作證：我們都曾經有過一顆玉璞般未曾雕琢的純潔的心。而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失去了雙槳，也失去了天真？
其實白塔並不隻是北海的這一座，在阜成門內還有一座更為古老的建於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的妙應寺白塔，高509米，係我國現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遠在遼代，這裏屬遼南京北郊的永安寺，壽昌二年（1096年）就曾建有一座釋迦佛舍利塔，後被毀。元世祖忽必烈將此地圈入新建的大都城內，並敕令在遼塔遺址上重新營造一座用以“坐鎮都邑”的大型藏式佛舍利塔。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命以塔為核心，修築作為皇室在京師佛事活動中心的大聖壽萬安寺。忽必烈講究“以佛治心”，頗受其青睞的大白塔自然集皇權和神權之象征於一身，不僅佛光普照，而且皇氣逼人。況且它在體型上也算元大都城內罕見的巨人，不可一世，標誌著一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大帝國的尊嚴。這座喇嘛塔是因通體潔白而被稱為白塔的，而寺也一直被民間俗稱為白塔寺。雖然明朝時把它改名妙應寺，但即使在今天，老百姓仍習慣以白塔寺相稱，連公交車的站牌上也以此為地名。
假如說北海白塔是北京的小胖子，妙應寺白塔則絕對是大胖子：塔基麵積1422平方米，底部有高9米、共3層的方形折角須彌座（由佛祖蓮花寶座衍化而來），上承覆缽形塔身，塔身以上是重疊的13層相輪和垂有流蘇的華蓋，華蓋以上還有高約5米、重達4噸的鎏金寶塔形的塔刹（俗稱金頂），真稱得上是雍容華貴、傾國傾城。可惜如今它被一大群灰暗的民居所包圍，被大商場和巨幅廣告牌所包圍，已無當年鶴立雞群的氣勢。站在車水馬龍的阜成門內大街，即使仰酸了脖子，也看不見那曾經脫穎而出的白塔金頂。是北京城長高了，還是白塔變矮了？
林語堂把北海白塔與妙應寺白塔合稱為“絕妙的一對”。他談論妙應寺白塔尤其有趣，偏偏認定它狀如意大利紅勤地酒瓶這是北京城裏一瓶古老的洋酒？他還感歎：“康熙和乾隆皇帝時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修繕，但如今的白塔已陳舊破敗不堪，寬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廟會的場所，成了廢銅爛鐵、水果蔬菜的交易市場。”民國期間，白塔寺的廟會確實很有名：小商小販們在莊嚴的白塔底下念著生意經，隻是解放後就取締了。不知道白塔究竟是喜歡熱鬧呢，還是喜歡清靜？
位於黃寺西側的清淨化城塔院，同樣以白塔金頂的美景著稱。據說從北三環中路中間往南看，就可以看到那座漢白玉石塔鎏金的塔刹和閃耀的垂帶，它是班禪六世的衣冠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來北京給皇帝祝壽的班禪染病圓寂於黃寺，皇帝很悲痛，遂下令建造清淨化城塔院以示紀念，塔下安葬著班禪六世的經咒衣履。
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創建於乾隆初年，則更是占盡了天時地利。塔身潔白，覆缽上鑲嵌著黃色琉璃環帶，再加上藍天白雲掩映的金色塔刹，簡直完美無缺，被稱為“融合了漢、藏和印度諸風格於一體的巧妙建築”。它和玉泉山南峰的玉峰塔遙相呼應，如同雲河間的雙子星座，係頤和園西部名景。
白雲觀
對道教有興趣的人，恐怕都知道北京的白雲觀。此乃北京最大的道觀，被譽為“道教全真第一叢林”。早在唐開元年間已成規模，名為天長觀；金時改稱太極宮；元時又叫長春宮，因為掌門的道士即大名鼎鼎的長春真人邱處機。
邱處機曾先後櫃絕了金朝皇帝和南宋皇帝的召見，卻對成吉思汗遣使相邀欣然允諾。不遠萬裏直奔蒙古草原。據說他在使者尚未登堂入室之前就有預感了，吩咐弟子：“趕快替我整理行裝，皇帝派人來召見我了，我要去了。”對於這一幕，後世學者褒貶不一。可當我們看了邱真人的弟子李誌常撰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之後，便可以洞見這位修行一生的老人為什麼會曆盡千山萬水去見成吉思汗了。他西行的主題是“一言止殺”。他根據“清心寡欲方能長生不老”的道家思想，向大動幹戈的成吉思汗進諫：治國當以敬天愛民為本，要想統一天下並長治久安，就不可嗜好殺戮。不知草原上的霸主是否因此而放下了屠刀，但他當時確實做出聽進耳朵裏的樣子，命令史官逐一記錄，後來又封其為大宗師，賜號“神仙”，讓他居於燕京長春宮，執掌天下道教。從此邱處機便很少離開長春宮，甚至死後也安葬在宮內，長春宮因此改名為白雲觀，有懷念的意思。應該說，白雲觀是因為這位姓邱的真人而出名的。
白雲觀的春節廟會連開數天，以正月十九最為熱鬧，因為這是老掌門邱處機的生日，故稱“燕九節”。清代的一首《竹枝詞》描繪道：“京師盛曰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球人馬蹂。”可以看出其中還包括一些體育競技項目。聽老人說，扭秧歌、踩高蹺等民間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白工千載空悠悠，當年的大漠孤煙、鐵馬冰河乃至金玉良言皆已成往事，而這幢層樓曲廊的建築卻保留了下來，供後人憑吊。出西便門（而今已無城門，卻有一平地而起的立交橋代替）約一裏路，便可望見白雲觀的嫋嫋香煙。香煙，畢竟比硝煙要安逸，而且比坎煙更超脫。因此這一裏路最好步行，乘公共汽車或打車都多多少少會破壞古老的意境和浪漫的遊興。與白雲為伍，誠不易也。
報國寺
報國寺位於宣武區廣安門內大街路北，為千年古刹，占地17000平方米。此寺規模宏大，為南城最大廟宇。寺內三大殿保存較好，仍可見當年的氣勢。寺內樹木多為鬆柏、銀杏。
報國寺始建於遼，明初塌毀；成化二年（1466年）重修，改名慈仁寺，俗稱報國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修，改名大報國慈仁寺；光緒年間又改建為昭忠祠，成為朝廷供奉先輩將士和英烈忠臣的祠堂。思想家顧炎武在京時，曾住寺院西院。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改建西院為顧亭林祠。因此，報國寺在很多人看來，說是顧炎武的故居要更為親近些。報國寺有七進院落，七層殿堂，堂後為36級高的毗盧閣，當年登上毗盧閣，可遍覽京城風景。閣下有高尺餘的瓷觀音像，寶冠綠帔，手捧一梵字輪，係神宗時景德鎮瓷窯所貢獻，為舊京八寶之一，謂之窯變觀音。梁間曾懸《勝果妙因圖》一軸，寺內還有嘉慶六年（1801年）《五彩天尊仙女》一軸。現寺中仍保存成化二年（1466年）禦製碑，和乾隆二一年（1756年）禦製重修報國寺詩碑。
20世紀90年代初，報國寺進行了大規模修繕，如今全寺已修整一新。現寺內開辦有報國寺文化市場，並辟作北京古文化市場，經營工藝品、收藏品、文化用品和圖書，成為旅遊觀光、民間收藏交流的活動中心。因此，到報國寺除遊覽古跡外，還可購買與交流各種古舊書籍、錢幣郵票、古玩首飾等。
在這一點上，報國寺和潘家園舊貨市場很有得一比。有人認為潘家園舊貨品種全，有人認為報國寺的舊貨才正宗。其實舊貨齊全與否並不重要，關鍵是能否在逛的時候找到自己的心愛之物。因此，奉勸各位收藏迷，還是都轉轉看看為妙。
北大紅樓
中國美術館往西不遠，故宮東北角，在五四大街上一個叫沙灘的地方，有一處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建築，那是一座看似普通的紅磚小樓，卻有著極不平凡的曆史。它就是北大紅樓，現為文物出版社和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紅樓真的算不上什麼，和動輒幾十層的建築群相比，區區四層隻能算是個小字輩兒。然而八十多年前，這個擁有地上四層、地下一層的“工”字形西洋式建築，可堪稱北京最有現代氣息的建築了。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整個建築主體都是用紅磚砌成的，所以從建成起至今一直被叫做紅樓。這種主體的顏色與中國革命的顏色是一致的，而它，也確實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一批批仁人誌士便是從這裏走出去，投身於火紅的革命征途。歲月流逝，這座見證了中國曆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紅色建築也飽經了滄桑。由於受風雨侵蝕，建築的不少處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用青磚修葺過的痕跡，但她仍屹然挺立著，紅色的主調沒有改變，紅樓的名稱仍然時常被響亮地叫起。
紅樓所在的街道叫五四大街，光從名稱上就可以知道，這是一條有著許多光榮的大街，而用一個曆史事件來命名一條街，這在北京眾多的道路名稱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在紅樓大門右側的牆壁上，鑲嵌著一塊大理石，上麵刻寫著由北京市字生聯合會和北京大學學生會題署的說明：紅樓是北京大學舊址的一部分，是五四運動的重要活動地點之一。李大釗、毛澤東同誌都曾在這裏工作過。紅樓後麵是華北學聯於1947年命名的民主廣場。
紅樓本身就是一個沉甸甸的文物，她既證明著一段輝煌的曆史，也見證了諸多文化名流的流金歲月。想、當年，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都曾經穿著灰布長衫、圍著白圍巾在紅樓裏出入呢。紅樓這個名稱，永遠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
這樣一來，北京最著名的紅樓至少有兩個，一個是曹雪芹夢見的，另一個則從屬於現實一一老北京大學的紅樓，簡直稱得上世紀初的一座文化堡壘，她對曆史的影響絕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樓閣遜色。
紅樓一層東南角這間李大釗的辦公室，房號是119。搬入紅樓後不久，李大釗在1918年11月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次年5月，李大釗為《新青年》主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親自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作了比較係統的介紹。這是中國人在著作中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作了係統、完整的介紹。
在紅樓這間普通的辦公室裏，李大釗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一一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他還在這裏召集過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開會，北大紅樓由此成為北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活動的重要場所。
這裏還曾經來過一位偉大的過客。1918年9月，湖南書生毛潤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的一間民房裏（因留法預備班設在北大）。他還在北大圖書館擔任過助理員，經常和李大釗、鄧中夏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半年後他就告別了北京，把這段青春的經曆留存於記憶：“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窮苦的，可是另一方麵這座古代都城的美，對於我可算是一種補償。”（引自李銳《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這是他對北京最初的讚美。他恐怕也不曾預測到：再見北京已是1949年，不過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門的城樓上一也是這座美麗的古代都城最尊貴的位置一一主持了開國大典。北京從此成為新中國的首都。
這麼多年來，紅樓麵臨過不少危難。日軍侵華期間，這裏被日軍憲兵隊當了7年的隊部，地下室曾被作為囚禁迫害愛國誌士的監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紅樓遭到了嚴重破壞。
為挽救這座具有光榮曆史的建築，國務院專門為搶修工程立項並撥專款。工程持續了3年，耗資80萬元。按照文物維修的原則，在保持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前提下，工程設計組製定了一套中國傳統建築技術與現代枓技相結合的抗震加固方案：把鋼結構臥入樓板層內的水平鋼桁架，在內牆體兩側加鋼筋網穿牆拉固，澆注豆石混凝土，牆體內外用型鋼拉固，使這座早已超過使用年限的磚木混合結構建築恢複了強健的“體魄”。在建築和文物保護專家的共同努力下，完工後的紅樓室內外原狀和整個色調沒有任何改變。
1998年，北京大學舉行校慶100周年活動，不少老北大的教授來到紅樓瞻仰，他們對紅樓保護得如此完好非常滿意。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遺存，北大紅樓也正在發生著變化。
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準了《北京文物事業發展五年規劃》，其中要求當時紅樓的使用部門逐步搬遷出來，市政部門將整治紅樓周邊環境。2003年底，由首都規劃委員會牽頭，有關部門在紅樓後麵舉行了環境整治現場會，明確規定限期拆除原民主廣場周圍所有的違章和臨時建築。
紅樓內部的變化是靜悄悄的，但現在紅樓周邊的環境正在發生著大變化。幾年前，紅樓東麵狹窄破畋的小路不見了，代之以貫通南北、長達3公裏的皇城根花園。
綠樹繁花映襯下的紅樓，分外美麗。經過五四大街的時候，你可再不要小瞧了這座四層小樓。
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創辦於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改為現名。
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極大地推動了北京大學的思想解放和學術繁榮，標誌著新教育體製在這古老的封建國度裏的推行，北京大學從此日新月異。這對中國現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以北京作為策源地，起著至關重要的鋪墊。
同樣是在1917年，陳獨秀、李大釗等被聘請到北京大學。畫京師大學堂睡額。在此之前，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率先舉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是否可以這麼認為：新青年們從那時起開始移師北京了？那時候的北京大學集結著一批最精銳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沒。正因為他提出“兼容並包”的方針，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製度和教學內容，吸收了大批持各種思想觀念的師資力量，既有以梁漱溟、辜鴻銘、林紓為主的宣揚國故舊派，又有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主張變革的新派。兩派同在一座校園之中，針鋒相對，通過授課、演講及辯論等方式進行著白熱化的思想鬥爭，進而影響著青年學生、廣大知識分子甚至整個中國思想界。據載：1918年統計北京大學教員總數達217人（內含教授90人）學生總數1980人（內含研究生148人），在當時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大學，所以它容納著那個時代如此眾多的文化精英。難怪有人說：在五四運動以前，北京大學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可見北京新青年們思想的先鋒，已比1919年5月4日的遊行隊伍提前出發了一一兩者是一脈相承的。
當時的北京大學校園坐落在景山東街馬神廟（今已改為文化部辦公院及宿舍區），大門朝向橫貫東西的五四大街。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見老北京大字的紅樓（詳見屍20“北大紅樓”），處於北京城區的中心地帶，多年以後才改遷到京城西北角的海澱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