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年輕人和許多比他們年齡大的人來說，困難的是不要擺脫一個極端卻又陷入另一個極端，因為無論是“矯枉過正”還是什麼別的方式。人們極易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沒有誠意固然要招人非議，謙虛過分又會走上做作的邊緣。處於某一極端而又能自知的人，會認為另一極端的美德，而不是賦予中庸之道。有時這是好事，因為如果我們意識到了陷入極端的錯誤，那我們就應該指望另一極端，這樣說不定能夠走到中間位置上去……就像人們弄直彎曲的板材時常常采用的做法那樣。
但是，堅持極端而不自知的人們卻把中庸之道看作是罪大惡極，他們“誰也容忍不了一位居中間立場的人，勇敢者被懦夫稱作魯莽，被魯莽者說成懦夫，其他各種中庸行動，也分別遭到來自兩個極端類似的指責”。因此，在現代政治中“自由分子”被激進分子稱作“保守分子”，而被保守分子看成“激進分子”。
非常明顯，這種中庸之道是古代希臘哲學差不多一切流派的共同特點。柏拉圖將美德叫做和諧的行為，是因為他心裏有了中庸思想；蘇格拉底將美德與知識等同起來，也是因為他心裏有了中庸思想。“七賢人”開創了中庸傳統，在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刻下了那句“物極必反”的箴言，或許就像尼采所說，所有這些都是古希臘人想克製自己的火暴脾氣、克服好衝動的性格的努力。或者更確切地說，這一切都反映出古希臘人認識到：情感本身無所謂好壞，要看它所起的作用是過度還是不足，或者說是否有節製、講和諧，情感是罪惡的本源，也是美德的本源。
但是講究實事求是的亞裏士多德又說，中庸之道並非幸福的全部秘訣。我們還必須擁有相當數量的世間財富，因為貧窮讓人變得既吝嗇又貪婪，而富有則可以使人無憂無慮並且不再貪婪，這是悠閑舒適、心地平和的根本保證。在有助於幸福的所有外界條件中，最高尚的莫過於友誼。幸福比不幸更需要友誼，因為幸福與人分享便可成倍增長。幸福比公正重要得多，因為“如果人人都成了朋友，公正就變得可有可無；但如果人們都公正，友誼仍然是額外的恩惠”。“朋友是兩個肉體共有一個靈魂”。然而友誼又意味著有少數朋友而不是很多朋友，因為“誰的朋友最多，誰就一個朋友也沒有”：“同時與許多朋友保持完善的友誼是不可能的”。真誠的友誼要求的是持久，而不是一時的親熱，這說明交朋友需要性格穩定。許多友誼曇花一現，性格善變是主要原因。友誼的先決條件是平等，因為出於感恩的友誼，充其量是種以流沙為基礎的苟合關係。一般而言，施恩的人對他的施舍對象的友誼比後者對他們的友誼更多。如果以大多數人都感到滿意的方式來解釋的話，這情形就好比一本賬，一方是負債者，另一方是債權人……負債者巴不得債主走遠些，而債權人恨不能拴住欠債的。亞裏士多德更多這麼解釋，他更願意相信，施恩者非常眷戀受恩者，就像藝術家喜愛自己的作品，就像母親疼愛自己的孩子：我們愛自己創造的東西。
雖然財富和友誼都是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幸福的核心還在於我們內在的東西：在於全麵的知識和純潔的靈魂。感官之樂當然不是幸福，因為它是個圓圈，就像蘇格拉底形容比較粗鄙的伊壁鳩魯享樂主義思想時說的：“撓是為了癢，癢是為了撓。”謀取功名也不是幸福，因為踏上仕途，就得依照民眾的心思走路，而最反複無常的就是民眾。因此，幸福必然是理智之樂，而且隻有來自對真理的追求而獲得的幸福才真實可信。理智的行動目的隻在自身，在自身之中尋求愉悅，它又激勵進一步的行動。由於自給自足，不知疲倦，悠閑自得等特點顯然屬於這種智力活動，所以它本身之中肯定就包含有美滿的幸福。
然而亞裏士多德理想的人，並不僅僅是位玄學家：
他不會無端地冒風險，因為他在世上關心的事情很少：但在關鍵時刻，他也會自覺地犧牲生命——因為在某些條件下，他深知不值得苟且偷生。他樂於助人，雖然他不樂意受人服侍。賜人恩惠顯得高人一等，受人恩惠表明低人一頭……他不喜歡在大眾麵前招搖，他愛憎分明，表裏如一，光明磊落；他對世人俗事，一律輕視……
他從不熱烈地讚美什麼，因為在他眼中根本沒有什麼東西稱得上偉大，除了朋友，他決不去奉承別人，因為那是奴仆的特征……他從來沒有起過惡念，受了傷害從不放在心上……他不喜歡高談闊論……自己受誇獎、別人遭指責都與他無關。他從不在背後議論別人，甚至不說敵人的壞話，除非是當著他們的麵。他舉止沉穩、語音低沉、措辭很注意分寸；從不匆促慌張，因為他所關心的事情隻是很少幾件：他從不激動，因為他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尖利的叫喊、匆匆的腳步，都是心神不安的表現……對人生中的意外與不測，他坦然而又從容地麵對，力求悲中求樂，苦中尋甜，像個指揮若定的將軍，即使兵力有限，他也照樣成竹在胸地調兵遣將……他以自己為摯友，所以喜愛靜處自娛。無德無能之人是他自己最壞的敵人，所以，獨處時便會惶恐不安，六神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