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與結婚都是當事人自己的事情，局外人不能加以幹涉。但是看了他們所發表的文章，引起一種感想，卻也不妨發表出去，不過這並非對於那事件的批評，實在隻是文章思想方麵的幾句批語罷了。
阮真君的文章，我已經說過了，鄭振塤君的那一篇，我也是用心地讀過的。負擔經濟的離婚與放棄遺產的離婚，我以為都可以行，不必勉強希望他們形式的複和。我對於鄭君的境況是很同情的——那更不幸的夫人方麵自不消說——但在那篇文章裏他所給我的卻不是一個很好的印象。我覺得著者是一個瑣碎、嚴厲、自以為是、偏於理而薄於情的男人（或者事實並不如此），在我的想象中，正是我所怕與其為友的一種人。即使這是錯的，但我所得的印象總是這樣。異性的心理或者難以推測，倘若也同我的印象仿佛，那麼，恐怕讀了那篇文章願意去做他的“女友”的就不很多吧。鄭君不知道，世間萬事都不得不遷就一點；如其不願遷就，就隻好預備犧牲，不過所犧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別人；這是預先應該有的決心，倘或對於妻兒不肯遷就，犧牲了別人，對於社會卻大遷就而特遷就，那又不免是笑話了。鄭君的文章一麵又很誠實的，肯老實地露出他的缺點，不加掩飾，這是可以佩服的地方。
本月的《晨報》上登過兩個奇妙的論前廣告，都是關於離婚的，其一是“武止戈啟事”，文日：“我不願再忍受舊婚姻製度的束縛了！我對於舊社會製度沒有維持的任務，對於不合理的什麼禮教和習慣，我隻知道去破壞。所以我決定於今日起與王夢真女士解除婚姻關係！”其二題日：“離婚”。原文如下：“因一時之氣憤貽終身之後悔可惜可惜。夫妻反目兒女遭殃朋友操心家庭倒運，背馳道德違迕法律各走極端是謂自誤，曹娥陳禮育決與沈慕周脫離關係此啟，一月十七號。”
這兩件離婚的內容，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不能發表意見，隻就廣告看來，覺得理由說得很是離奇。武君的誌向在於破壞不合理的什麼禮教和習慣，原是極好而且正當的，但在他看來，仿佛什麼禮教和習慣的巢穴隻在他和王女士的婚姻關係上，隻要一離婚，那目的便達到了。離婚是男女關係上一種不幸而又不得已的分裂，不能象征禮教和習慣的破壞。我想兩性關係是世間最私的事情，自有其絕大的理由，無須再有堂皇的口實，正如結婚者不必借口於“為天地育英才，為祖宗延血脈”一般，離婚者也不必比附於革命的事業。至於陳君的廣告尤為奇妙，正與武君的口氣相反而同樣的離奇。這種石氏《傳家寶》式的格言，一眼看去必定以為是勸止離婚的話，末尾忽然那樣的結煞，在文章上的確還欠通順，更不必說內容了，我決不像一般遺老，聽見許多離婚事件，便歎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但是見了這些文章也不免有點兒失望，因為我想“新文化運動”鬧了這幾年，新的青年至少應該能夠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了，豈知還是這樣——此外隻有幾篇《驅鱷魚文》式的布告。
但是這類文章之中，最妙的還要算那“甘肅省長委赴各省學務調查員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楊漢公”給張東蓀君的一封信。楊君因為高文蔚君續娶先妻之妹，1日有師弟關係，便借了綱常名教的話，極力排擠他。這封信裏充滿著真正老牌的“什麼話”（原文登在四月十五日《學燈》上），便是平常最有學者態度，深以罵人為非的張君，也直斥之為“此真狗屁不通之論”，可以知道那文章的奇妙的程度了。信中佳句迭出，真是美不勝收，現在隻引用一句，以供未見原文者之欣賞。楊君以為師弟本是一體，所以不能“結牝牡關係”，而引證日：“無論何人，有對鏡自照而起邪念者乎？
絕無有也，以其原為一體耳。”這真是上等絕妙好詞，恨不令金聖歎一見，不知當如何“拍案叫絕”！本來道學家的頭腦，正如吳稚暉先生說道（原語此處不引用了），充滿著不潔的思想，不足為奇，但這回說的更是奇怪，他似乎以為人是同蚯蚓一樣的，這種思想在變態性欲心理學上有一個很長很古的學名，可惜我記不起了。這種人在社會上傳播精神的病毒，很是可怕可惡，但實在也是一種不幸的病人，值得憐憫的。所以我不想對於他下什麼惡辣的判語，隻把他的文章好好保存，做成變態性欲患者思想的標本，拿來給少年看，時時提示警告，要他們知道；倘若他們沒有常識，尤其是性的知識與正當的人生觀，卻向不潔的1日思想裏鑽進去，便是成為變態心理的病人，像這不幸的人一樣。這也就是我在這裏介紹這一封信的微意。
臨了我要附記一句，聽說甘肅學界為了高漲結婚事件，打了好幾個電報來，請求政府懲辦，而女學生尤其激烈，大有“滅此朝食”之慨，並且自行要求解散以謝名教。
教育部的回電不知怎樣說，但總之似乎沒有照準。我於是不得不非本意地讚美中國的官僚政客，因為甘肅學界的輿論與楊君的“良知”並合起來，其程度還遠在近來很受反對的教育總長的識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