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鬆堂斷憶
人物
作者：宗璞
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快一年了。
去年這時，也是玉簪花開得滿院雪白，我還計劃在向陽的草地上鋪出一小塊磚地，以便把輪椅推上去，讓父親在濃重的樹蔭中得一小片陽光。因為父親身體漸弱，我忙於延醫取藥，竟沒有來得及建設。9月底，父親進了醫院，我在整天奔忙之餘，還不時望一望那片草地，總不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來享受我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80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拚著性命支撐著，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父親在最後的幾年裏，經常住醫院，1989年下半年起更為頻繁。
又一次，父親不負我們的勞累和擔心，平安回家了。我們笑說：“又是一個驚險鏡頭。”12月初，他在家中度過94歲壽辰，也是他最後的壽辰。這一天，丁石孫先生等幾位民盟中央的負責人前來看望，老人很高興，談起一些文藝雜感，還說，若能彙集成書，可題名為“餘生劄記”。
這餘生太短促了。中國文化書院為他籌辦了慶祝95歲壽辰的“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他沒有來得及參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關心。
1990年年初，父親因眼前有幻象，又住進醫院。他常常喜歡自己背誦詩詞，每次住院，總要反複吟哦《古詩十九首》。有記不清的字，便要我們查對。“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他在詩詞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一次醫生來檢查後，他忽然對我說：“莊子說過，‘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隻能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坐在車上，更是淚如泉湧。一種沒有人能分擔的孤單沉重地壓迫著我。我知道，分別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希望他快點寫完《新編》，可又怕他寫完。在住院的間隙，他終於完成了這部書。親友們都提醒他還有本《餘生劄記》呢。其實老人那時不隻有文藝雜感，還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哲學連在一起的。隻是來不及了，他沒有力氣再支撐了。
人們常問父親有什麼遺言，他在最後幾天有時念及遠在異國的兒子鍾遼和惟一的孫兒馮岱。他用力說出的最後的關於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要大放光彩！”他是這樣愛中國，這樣愛哲學。當時李澤厚和陳來在側，我覺得這句話應該用大字寫出來。
然後，終於到了11月26日那淒冷的夜晚，父親那永遠在思索的頭腦進入了永恒的休息期。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的女兒，我在他晚年身兼幾大職務——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隻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注，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前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的手臂觸城牆而骨折。一次金嶽霖先生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隻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把手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那時正是因為他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他一生都在不斷地思索，不論遇到什麼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頑強地思考，不放棄思考。不能創造體係，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種思考。而且在思考中總會冒出些新的想法來。他自我改造的願望是真誠的，沒有經曆過二十世紀中葉的變遷和六七十年代各種政治運動的人，是很難理解這種自我改造的願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