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指出，是否有誠信的態度，做事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有一次，子張問如何才能使自己到處都能行得通。孔子說：“說話要忠信，行事要篤敬，即使到了蠻貊地區，也可以行得通。說話不忠信，行事不篤敬，就是在本鄉本土，能行得通嗎？”
孔子要子張將“忠信篤敬”這幾個字時時刻刻牢記在心，他說：“站著，就仿佛看到忠信篤敬這幾個字顯現在麵前，坐車，就好像看到這幾個字刻在車轅前的橫木上，這樣才能使自己到處行得通。”
子張把這些話寫在腰間的大帶上。果然使自己到處行得通，終至事事成功。
誠信作為一種道德品質，它也是政治的基礎和從政的需要。孔子認為，諸侯國的治理者對政事應嚴肅認真，又嚴守信用。
有一次，子貢問怎樣治理國家時，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也就是說，獲取民眾的信任與支持、擁護是最重要的，它將決定國家政權的興亡。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禮壞樂崩，他試圖通過信與禮，去恢複社會秩序，特別是遭破壞的合理的封建製度。
孔子提倡誠信，強調誠信，但決不主張盲目的誠信。在“信”的標準問題上，孔子堅持“義以為上”、“義以為質”，在具體運用中則又表現出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
孔子對義表現出了相當的推崇。他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把是否懂得“義”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重要標誌。
在談到建功立業的問題時，孔子說：“君子以義作為根本，用禮加以推行，用謙遜的語言來表達，用忠誠的態度來完成。”認為“義”是立業的基本原則和根本之所在。
當弟子問怎樣提高品德時，孔子的回答是：“以忠信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於義，這就是提高道德修養水平了。”認為要提高品德，就要以忠誠信實為主，並努力做到符合“義”。
他又說：“君子對於天下人，無專主之親，無特定之疏，唯以道義是從。即不問親疏，但以道義是親，即以義為處世準繩。”具體到誠信問題上就是：君子對於“信”，並不一定要做，也不一定不做，關鍵看是否合於義。
“信”是一項重要的道德品質，每一個人都應當努力實行。那麼，在“信”的實行中應注意些什麼呢？孔子提出了以下幾點：
一是應該“謹而信”、“敏於事而慎於行”。這是一種相對保守的做法。話一出口是收不回來的，因此，為防止說出的話不符合實際或無法信守、實行。
孔子認為君子應“敏於事而慎於言”或“訥於言而敏於行”的，甚至應“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當有弟子問仁於孔子時，孔子回答：“做起來很困難，說起來能不慎重嗎？”南宮適反複提醒自己說話一定要小心謹慎，孔子對此極為讚許，竟把侄女嫁給了他。
二是必須好學以使信合於義。這是一種積極的做法
他說自己“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正因為從小立誌學習，以後又努力不懈，不斷精進，才至於深明道義，終至“從心所欲不逾矩”。所以，他認為要想真正做到忠信，就必須好學以明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