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從哈爾濱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哈爾濱汽輪機廠有限責任公司三分廠。我廠與美國通用電器公司（GE公司，奧林匹克全球合作夥伴）合作生產國內第一台9FA級重型蒸汽——燃氣聯合循環機組。2006年，機組被運用到北京奧運會專用電廠——太陽宮電廠。該機組負責奧林匹克公園及其周邊地區冬季采暖、夏季製冷，可替代供熱區域內多個燃煤采暖鍋爐房，有利於改善北京市特別是奧林匹克公園及周邊地區的空氣質量和城市景觀。
2007年10月，我有幸成為了可口可樂公司在黑龍江省所選拔出來的21名大眾火炬手之一。說來我與北京奧運會也有很多緣分：首先，我正是通過我所在的單位與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簽訂北京奧運會專用電廠發電機組的加工合同，實現了參與奧運的夢想，之後又在我的母校成功地當選了北京奧運會的火炬手，在奧運聖火抵達黑龍江省的時候，是我22周歲的生日，我有望在生日的當天高擎奧運聖火來實現人生當中最經典的一刻！
作為代表新時期青年產業工人的火炬手，我會在成為火炬手之後的日子裏，發揚“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精神，為振興我國的民族工業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支持奧運，參與奧運”。
第五節 陳昊：回憶我的奧運會
陳昊，北京工業大學學生，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近百萬名普通誌願者中的一員。
轉眼間，北京奧運會已經過去一年了，而對於我來說，一年前作為誌願者參加北京奧運會羽毛球比賽的情景依然曆曆在目。
在奧運會前，我參加了北工大內部組織的羽毛球三級裁判培訓，並順利通過測試成為三級裁判，後來又通過了二級裁判測試。所以在選拔奧運會誌願者時，學校因為我有裁判培訓的經曆，更熟悉羽毛球項目，就把我選入了奧運會以羽毛球ORIS計時記分的團隊。
奧運會開始前我們進行了緊張又周密的培訓。例如如何操作比分計時器，如何操作電腦，如何記錄運動員的站位，小組的四個人如何完成計分的配合等等。
最令我難忘的就是比賽開始三天前，為了對場地進行檢驗，我們進行了一次實戰測試。而我則擔任了此次測試賽的裁判。先進的升降椅，全新的場地，全新的布置，都讓我印象深刻。真的站在了奧運場地上，我還真有點緊張，說話都不是那麼流利。可慢慢地隨著比賽的進行，我真正地成為了比賽的一部分，而且我也逐漸做到了能控製比賽的節奏。幾場比賽下來，我的身體尤其是眼睛確實很疲勞，有點酸，這才體會到了當一名臨場裁判的不容易。
終於到了比賽的日子。那感覺和測試、演練時完全不一樣，看著賽場上激烈拚搏的運動員，聽著場內觀眾的陣陣喝彩聲，我真是很興奮，也還有點緊張。不過隨著比賽的進行，我緊張的情緒慢慢緩解，轉化成工作的動力，真正已經完全融入到比賽當中去。
我的工作是“speak”，主要在場下負責三個方麵的工作：一是要隨著比賽的進行數出每一回合運動員來回球的拍數；二是需要配合裁判的工作，每場開始前要與裁判做簡單的交流，知道雙方的位置及發球與接發球權的歸屬，當每一回合形成死球之後，我要注意主裁判的報分和報分時間，之後告訴同伴，讓他們來做記錄；三是在我們團隊中我要最了解比賽規則的，我要認清場上的兩名或者四名運動員，然後告訴我的同伴，讓他調整運動員在場上記分牌中的位置。這樣的工作也決定了我需要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不能走神。
奧運會對我來說既是一次視覺和聽覺的盛宴，更是人生中一次難得的經曆，雖然可能疲倦，但是很有意義。而我禁受住了這次考驗，圓滿地完成了任務。雖然一年過去了，但當時所經曆的一切，就好像是昨天剛剛發生一樣清晰。
第六節 楊瀾：有關奧運的個人記憶
楊瀾，中國著名資深電視節目主持人，曾被評為“亞洲二十位社會與文化領袖”、“能推動中國前進、重塑中國形象的十二位代表人物”。她親身經曆了中國兩次申奧曆程，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申奧形象大使之一。
與奧運結緣純屬偶然。
那是1993年春天，我當時在中央電視台做主持人，有一天接到通知去主持一場為國際奧委會評估團舉辦的晚會，中英文解說都由我一個人來負責。演出結束後，我正在後台卸妝，導演跑來說有幾位奧申委的領導要見我，其中就有何振梁先生。他一見麵就熱情地握住我的手表示祝賀：“評估團的官員都在說，這個中國女孩的英語怎麼這麼漂亮！你給咱們北京爭了光！”
不久，我就接二連三地主持了一係列申奧活動，直至7月份接到通知作為申奧代表團成員赴蒙特卡洛。我的任務很明確：一旦申奧成功，中國就要在當地舉辦答謝酒會，由我主持。雖然我在大學學的是英語專業，又主持了三年以各國風情為主要內容的《正大綜藝》，但其實在這之前我從未去過西方國家，又是如此的大事，所以既興奮又緊張，晚上睡不著覺，總在琢磨說什麼話才顯得熱情喜悅又不失大國風範。我還專門定做了中、西式的禮服各一套備用。出國的專機上，同我一樣興奮的團員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流傳著“某氣功大師測過了，這回主辦權肯定是咱的了”的說法。
對另外一種可能性，我沒有思想準備。
宣布結果的那天晚上，合唱團的女孩們抱在一起哭，天真的她們認為失敗的原因是她們唱得還不夠好。轉播結束後，我和中央電視台的同事們從體育館走回飯店，一路上大家都不說話。回到房間，我把掛在衣櫥裏的禮服疊了起來，壓進了箱底。那兩件禮服，我從此再也沒穿過。回國的飛機上我哭了，不是因為輸不起，而是因為何老特意走到我身邊，說：“楊瀾，真對不起，讓你白跑一趟。”都這個時候了老人還想著我們，讓我感動。透過舷窗俯視，美麗的蒙特卡洛陽光燦爛，白帆遊弋，讓中國人的失落如過眼雲煙。我心裏想，我們一定會回來的。怎麼回來，其實我並不知道。
申奧的經曆促使我作出人生的一個重要決定：辭去工作，出國留學。我感到自己就像一隻井底之蛙，對外麵的世界了解得那麼少，對國際事務的認識那麼幼稚，甚至，自己的英語那麼不夠用！
我要永遠感謝2001年春節前接到的那個電話。是奧申委的趙衛，他問：“我們想聘請你做北京申奧形象大使，並且參加文化計劃的陳述小組，你願意嗎？”“當然！”我沒有絲毫猶豫，甚至沒有感到意外，好像自己早就知道會接到這個電話。……
2001年的北京與1993年時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們是不是隻有奧運會一種機會來讓世界認識我們？當然不是。人有了底氣，眼光就會放遠些，心胸就會寬廣些。有了這種成熟的心態，目標也就更單純些，即使聽到風言風語，也要把它們當做是一個民族成長必然經曆的煩惱。
2001年7月13日，當我站在國際奧委會委員麵前，準備就北京申奧的文化計劃進行陳述時，我一點兒都不緊張，甚至不去想最後的結果。那一刻，我就是一名信使，把信傳達到是我的使命。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那些凝聚了多少人心血的精簡了再精簡、推敲了再推敲的字字句句，都要打到聽眾的心裏去。那天，現場的光線從觀眾席後射向講台，我看不清人們的麵孔，但我又似乎能看見他們。該笑的地方，他們笑了；該驚喜的地方，他們在深呼吸。在結尾處我說：“七百年前，當馬可·波羅即將去世時，人們再一次問他：‘你所說的那些關於東方中國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馬可·波羅回答說：‘我告訴你們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來北京吧，用你們自己的眼發現中國！”這些話打動了他們，我深信不疑。
在奧運年，《楊瀾訪談錄》改變以往的周播形態，製作了五十集係列采訪，在東方衛視以日播形式播出。我走訪了國內外五十位奧運人物，有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大逆轉開山鋪路的優秀組織者，有奧運史上偉大的運動員和教練員，也有為人文奧運、科技奧運、綠色奧運譜寫新篇的社會人士。我越來越發現，奧運不僅是萬眾矚目的宏大敘事，也是冷暖自知的個人體驗。
運動，幾乎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Game，是競賽，也是遊戲。紐約黑人聚居區的孩子們因為希望有朝一日像喬丹一樣打籃球而對毒品說“不”；飽受戰爭摧殘的塞爾維亞青年可以在廢墟間的空場上踢一場足球，暫時忘記苦難與悲傷；受宗教保守勢力束縛的中東女性，正在鼓勵她們的女兒穿上運動服參加運動。奧林匹克是一種偉大的力量，讓人們在人性的原點上彼此靠近。當布勃卡這樣的運動員每周刷新一次撐竿跳世界紀錄時，他已不再是某一個國家的驕傲，而是人類共同的英雄，正如他所說：“極限是什麼？極限就是用來突破的！”這是奧林匹克的聲音，也是人類的聲音。
在這個衝突、饑荒、環境危機不絕於耳，誤解、偏見與仇恨分割著人群的時代，有什麼力量能讓我們作為人類聚合在一起呢？人道的力量。有哪種人道的力量讓人充滿身心的喜悅，發於本性，彼此相通？運動的力量。有哪種運動團結了世界上最多的國家和人民，代表了人類最高的競技水平？奧林匹克運動會。
與奧運結緣，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