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糟糕的時代，
那是愚昧的年頭，
那是懷疑的時期，
那是黑暗的季節，
那是失望的冬天。
——摘自《雙城記》
這是狄更斯《雙城記》開頭中對時代的負麵描寫。之所以選取這些短句來做題記，是因為它們很能表達“次債危機”下西方人的心境和人們對生存困境的直觀感受：惶惶然，不知向何處去。從直觀的現象來看，今天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是一場經濟性的危機，然而，從本質角度看，它表征著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
一、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出場
之所以說資本主義危機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是因為文化是人之為人的意義表征，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精神的危機，歸根結底都是文化的危機。在此次金融危機所呈現的階段性結果中，西方科技萬能論、曆史進步論、市場主義和樂觀主義等傳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弊病在日常生活層麵全麵呈現出來。更為嚴重的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危機感受，已經從知識分子的敏銳捕捉和反思、社會群體的決策參考擴展到日常大眾社會心理的震蕩。然而，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更深層問題是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價值基礎和意義支撐全麵坍塌，大眾陷入巨大的失落、空虛、茫然失措和無所適從的黑洞之中。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作為一個症候，金融危機不但標誌了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矛盾的強烈激化，而且標誌著整個人類精神的持續惡化。一句話，金融危機實際上暴露了現代人的文化危機。衣俊卿教授曾指出：“我們必須確立的一個曆史事實是：20世紀的人類經曆了一場貫穿整個世紀的文化焦慮和文化危機。這一危機一方麵通過發達國家和地區理性主義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自我衝突和自我毀滅，另一方麵通過欠發達和後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確立理性文化模式時所遭遇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文化衝突表現出來。”誠然如此，文化無所不在的力量和多種多樣的衝突體現在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文化矛盾已經成為我們最鮮活、最深刻的感受之一。
事實上，現代西方人的文化危機並不始於當下，而是在當下以最激烈的方式暴露其猙獰的麵目。自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以來，主體性的自我膨脹使人們樂觀地相信，人們可以憑借人的理性及其現實體現——科學技術擴大對自然、社會和他人的控製。然而，人們學會了控製自然的技術，卻不知如何控製技術本身，人類不但無法控製技術，技術本身反而成為控製人的惡魔。這樣，創造了人化自然的主體，變成了被新自然所束縛的客體。更為嚴重的是，在此過程中，人的價值地位發生了變化，人自身從存在的目的變為存在的手段，從曆史發展的標誌變為曆史進步的工具和附庸。這種情形勢必引起人這一“思想的葦草”的理性反思和審美逾越，這種資本主義文化精神的自由追求與其文明成果的製度權力之間日趨激烈的衝突所展開的文化矛盾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逐漸累積形成，在後工業社會更加凸顯。到了20世紀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日益激化，並最終通過五月革命的爆發而走上曆史的前台，世紀之交，這種文化矛盾隨著全球化的過程擴散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成為每一個現代人自身生存都可能麵對的危機，新世紀的金融危機則讓人們意識到，文化危機已經成為當代人類正在經曆的危機。
如果說，以往人們是把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作為人類文化矛盾的一個特殊的個案來研究，那麼今天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問題已經作為市場經濟一個普遍的、無可回避的問題而進入人類的視野，成為新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的主題之一。對它的深入考察、思考、闡明和解決刻不容緩。因此，無論是西方思想界，還是非西方學術界，人們都對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展開了深刻思考和反思。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成為19世紀至今的跨越三個世紀的焦點問題，在這樣的形勢和背景下，從知性認識到理性反思，通過我們對已有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劃界和梳理，貝爾以著作形式主題化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以一種中介視角的研究方式進入我們的視野。1976年，貝爾發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的衝突理論。站在保守立場，貝爾批判後現代主義在文化領域中造成的混亂，主張規範文學藝術，重建宗教信仰，恢複社會秩序。眾所周知，理論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絕非無根之浮萍、空穴之來風，而總是有其曆史的根據和現實的邏輯。貝爾之所以進入我們的視野，不隻是因為他寫了一本好書，也不隻是因為他為這本書取了一個好名，而且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深刻的人類性的問題，因為他提出這一問題的獨特視角，這使得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哲學研究，不僅改變了西方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分析的話語結構，而且突顯出其自身超越以往意識哲學和社會學的哲學維度。這種哲學不僅引發和推動了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後現代研究向度，而且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矛盾的複雜譜係顯現出來。那麼，具體說來，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獨特性體現在何處？它是如何改變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話語結構的？這種改變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對於西方社會和我國本土文化矛盾研究又有什麼啟發和意義呢？這些問題構成了本文的基本寫作動機和研究內容。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社會存在首先引發了西方文學藝術領域對其表征，進而哲學社會科學對其進行理論反思。無論是19世紀的非理性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馬克思，都敏銳地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和其可能引發的困境並對其加以批判。非理性主義者主要從邏輯的角度批判理性主義自我膨脹的可能的惡果，空想社會主義則批判自由市場的無序競爭、殘酷的經濟剝削、私有製經濟的不平等導致政治的不平等、私有製產生階級和階級剝削所謂的資本主義文明，進而尋求超越之道。馬克思則從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矛盾做以最為深刻的揭示，並提出了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共產主義方案。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是尼采。尼采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批判得極其激進，以至於有意違背邏輯，故意打破哲學與文學藝術的界限。他以極富哲理的詩、箴言、散文和小說等多種表達方式來批判資本主義對西方傳統文化精神的背棄，以至於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人們視為瘋狂。與尼采不同，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更加精致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精神的源流及喪失，這一工作經由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的宣介而引起廣泛的注意。20世紀，無論是胡塞爾的“歐洲科學的危機”、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後現代主義的微觀政治批判等都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展開深入的研究。
不難看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非常複雜的矛盾體係，人們對於文化的理解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上兩點就決定其研究的視角必然是多元多樣的。為了研究方便，我們這裏以文化的內涵為基點對已有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做一個簡單的劃界。
（一）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社會視角
所謂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社會視角是指，這種研究所指涉的不隻包括社會意識領域的矛盾，而且指涉經濟、政治等社會存在領域的矛盾。在這裏，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和生活矛盾，它的理論前提是大文化觀念，即文化是人實踐活動中的人化，無論是其圖景、結果還是過程。這個文化概念既包含器物層麵、精神層麵，也包含活動層麵；既具有曆史、未來維度，也具有現實維度。空想社會主義者、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大都在這一路向上，這些研究的共性在於它們所關涉的是全社會的整體研究，應當說，這一視角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廣義視角。
（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領域視角
所謂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領域視角是指，這種研究往往直接指涉社會的意識領域，它所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精神世界、意義生活，所以這種研究首先是在文學藝術領域生發，然後在哲學、社會科學中展開，這種研究的共性是關注文化精神與精神文明的衝突。從道德立場批判科技進步帶來道德墮落的盧梭，宣揚現代酒神精神——權力意誌的尼采、批評歐洲文明危機的胡塞爾等人主要采用這種視角，“上帝死了”“歐洲科學的危機”話語等是這種研究的典型表達，可以說，這種視角下的研究是狹義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
一般說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社會視角對文化領域的關注並不比經濟、政治領域更多，相反，更多時候，它更側重於對經濟、政治或市民社會的研究。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領域視角則從文化領域出發，對經濟、政治或市民社會則采用表現、表征的方式。這兩種方式的弊病在於它們都采用單極化的研究方式，而且各執一極。前者存在著一個預設，即社會存在問題的解決必然帶來社會意識問題的解決，即社會意識完全由社會存在所決定的；後者存在一個理論前提——社會意識的問題必須經由意識來解決，即人們經常說的“思想的問題隻能通過思想來解決”，因此難免遭人詬病。理論研究的發展，現實資本主義矛盾的激化，要求人們必須更新視角，轉變觀念。
（三）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中介視角
所謂中介視角，就是在理論研究中把資本主義社會矛盾與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這兩個本來在實踐中就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矛盾形式關聯起來。這種關聯不是二者簡單地疊加，而是將二者互為中介機製係統地顯現。之所以可能在理論上實現兩種矛盾的關聯，不在於二者的範圍大小和數量多少，而在於二者的係統結構、辯證互動。貝爾自覺地將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總體結構的視野與韋伯探討的資本主義精神的視角結合起來，探尋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潛在曆史原因。在他那裏，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危機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領域內部的矛盾，他所研究的，“不僅僅是資本主義本身的文化矛盾，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它涉及資產階級社會的文化矛盾”。在貝爾看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由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領域各自圍繞自己的軸心原則運轉而生的衝突與三大領域內尤其是文化領域內衝突之間互為中介，多重作用的結果。這使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穿越眾多學科的界限，在經曆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社會思潮之後仍然沒有被人們遺忘，反而以其理論的特殊性磨出光亮，曆久彌新，越發顯得冷靜、長遠和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