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獨特而重要，人們對於貝爾的這一思想研究情況是怎樣的呢？人們已經解決了哪些問題？解決到何種程度？還有哪些空白，分析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研究狀況構成我們這項研究的基礎和前提。
二、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研究狀況
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的自律體係、政治領域官僚製度、文化的反製度追求及這三者各自內部的衝突分析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結構和機製，他的工作已經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
（一）國外研究狀況
由於貝爾近乎散記的寫作風格集馬克思社會曆史分析與韋伯文化精神分析等思想之大成，所以，國外學術界對貝爾的研究表現出“三多三少”的特點，響應者較多，反駁的人較少；引用貝爾思想的人較多，而從事理論分析的人較少；針對具體觀點研究的人較多，針對總體理論研究的人較少。
在響應的人中，利奧塔將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激化的特定空間——後工業社會吸取到其《後現代主義狀況》的分析中，通過知識將後工業與後現代連接起來。這顯然忽視了貝爾關於三大領域各自的軸心原則，貝爾也覺得利奧塔的這種處理有點混淆問題。他說：“就像我在這裏指出的，文化和經濟遵循不同的邏輯，盡管它們之間互有影響(比如技術在繪圖或聲音的製作和放大中的角色)，但這兩個領域是截然分離的。技術發展根據的是變化替代的線性原則，更有效、更具生產性的技術勝出。而文化中沒有這樣一種變化原則，新發展拓寬了文化之想象作品的所有成果。”
哈佛—燕京學社的杜維明和黃萬盛等人認為，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在現代化的層麵上反思啟蒙的”，他們讚同貝爾的“三個主義”說，並由此探索儒家重新認識和批判啟蒙的可能乃至可行的道路。應當說，他們對貝爾的理解是準確的。然而，如果不深入分析中西文化矛盾的語境相關性，在中國采用“三個主義”思路是否得當？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問題。
在反駁貝爾具體觀點的學者中，哈貝馬斯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在哈貝馬斯看來，貝爾在他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分析過程中，肯定社會現代性的同時否定了文化現代性，貝爾對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進行無情打擊，認為現代性和集中體現現代性的現代主義已經死了。這在主張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工程的哈貝馬斯看來，顯然是無法接受的。哈貝馬斯當然不會同意貝爾的觀點，所以他將貝爾歸入老保守派的陣營。單就文化領域來說，哈貝馬斯對貝爾的把握還是準確的。之所這樣說，是因為貝爾曾指出，“作為一種創造性的文化力量——在審美形式或內容上都具創造性——現代性已經終結了”。貝爾就反複說自己在文化上是保守主義者，然而，如果從更寬泛的意義上看，如果將在經濟上強調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強調自由主義的貝爾視作老保守派則顯得不夠準確。
亨利·艾肯（Henry D. Aiken）認為，貝爾提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意識形態終結的背景意味著貝爾主張政治哲學的終結，因此他指責貝爾倡導了享樂主義哲學。應當說，艾肯在貝爾所用的書名“The End of Ideology”的Ideology上下足了功夫，他所發揮的“雄辯的終結”“哲學陳述的終結”“政治抽象的終結”“詩歌的終結”“形象語言的終結” 也合於貝爾批判20世紀50年代西方社會思想源泉嚴重枯竭的狀態。然而，貝爾的公眾家庭方案無疑是具有政治哲學意蘊的，“現代公眾家庭必須為它的兩個任務提供規範的政治哲學：(1)規定共同利益——這是古典城邦的古老難題；以及(2)滿足個人和群體提出的各自權利和欲求”。因此，艾肯對貝爾提出政治哲學的終結，主張享樂主義哲學的論斷顯然有失公允。
如果說艾肯從破壞性的角度看待貝爾的工作，詹姆遜則從建設性的角度看問題。在他看來，意識形態終結的觀點中隱含著更深層的東西，它意味著與其說人們現在生活在意識形態的時代，不如說人們生活在更為廣闊的文化之中。“今天我們在這種觀點中確實能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我們確實是生活在一個十分標準化的後現代文化之中，體現在各種媒介、電視、快餐、郊區生活等方麵”。
從事總體理論分析的代表是美國學者喬治·瑞澤爾。瑞澤爾在其《後現代社會理論》中係統介紹了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他認為，貝爾以一種並非嚴格意義的後現代主義者姿態首開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的先河。這種判斷應當說是準確的，它合於貝爾本人及關注貝爾思想的人的判斷，這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
（二）國內研究現狀
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最初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介紹到中國，《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是在80年代末被譯成中文的。此後，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流傳越來越廣，研究越來越深入。
從著作方麵看，主要有三個文獻關涉了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傅鏗1990年出版的《文化：人類的鏡子——西方文化理論導引》詳細地敘述了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在此基礎上，傅鏗對貝爾的宗教思想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並結合貝爾理論嚐試對當前中國的文化矛盾進行分析，使對貝爾理論的研究進一步與本土現實結合起來。王嶽川 1992年出版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不僅係統地介紹了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主要內容，而且對其社會背景進行了卓越的分析。王小章2000年出版的《丹尼爾·貝爾：介入的觀念》可以說這是目前國內最完整最詳細地介紹貝爾思想的一本著作，它以貝爾的“三本書”為依托，詳述了貝爾理論的發展脈絡，但令人不解的是，其對“介入的觀念”卻語焉不詳。
從論文方麵看，近年研究《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文章較多，針對研究內容的不同，現簡要地做一下分類：
第一類：簡明扼要地對其內容進行概括和說明，在此基礎上加以簡要的分析和論述，揭示其理論突破和局限，如宋豔琴、郭貴春的《丹尼爾·貝爾文化思想述評》（山西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童世駿的《讀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曆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4期），陳源的《信仰的淪落與再造——讀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呂梁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2期），邢嬡的《貝爾人性拯救思想的話語分析》（哲學研究，2005年）等。
第二類：著重探討某一方麵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並對這一方麵進行評析。例如，耿蕊的《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的宗教思想》（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集中闡述了貝爾的宗教思想及其意義；朱士群的《公眾家庭：貝爾政治哲學的主要議程》（社會科學，1996年，第9期）則對貝爾的政治哲學即公眾家庭理論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可以說，這是目前為止國內研究者對這一問題較為權威的表述。
第三類：進行比較研究。對貝爾的傳統文化、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化觀進行比較研究。例如，宋豔琴的《社會學視野下對傳統、現代和後現代文化的比較研究——丹尼爾·貝爾文化思想探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其立足於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框架，對其傳統、現代和後現代文化思想進行深入了解與探討，並對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異同進行研究。吉林大學劉豔萍的博士論文《失去文化認同的文明》借用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領域劃分的方法，提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實質是文明逐漸失去文化的認同，並采用經典的二分法對此展開了精彩的論述。還有一篇是蘇州大學李詠梅的碩士論文《〈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批判》，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對貝爾的文化社會批判觀點進行了批判。
在這些文章中，最有特點的是邢嬡的《貝爾人性拯救思想的話語分析》（《哲學研究》2005年，第一期）。作者一反人們通常認識——貝爾自己強調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三種文化傾向而另辟蹊徑，她提出：“存在主義構成了貝爾哲學思想和話語認同的理論基礎，對社會符號體係的語用斷裂的內在分析是其基本任務，而建構人性拯救的新宏大敘事理論成為其學術活動的終極目標。”應當說，這一解讀有較為充足的理論根據，抓住了貝爾人性拯救思想的話語特點。然而，這種解讀隻是從語言哲學這一視角對貝爾人性觀這一觀念的一種敘事解讀，一方麵，對於貝爾這個思想的雜家來說，這種解讀盡管精彩但並不充分也不可能概括貝爾思想的全部；另一方麵，這種獨特解讀的成功也顯現我們以文化哲學範式去理解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巨大空間。
通過對上述國內文獻的研究，我們發現其中也存在一個“三多三少”的問題：
第一，介紹性成果多，深層次的研究少。縱觀國內對貝爾思想的總體研究，往往有千篇一律之感，這些研究對於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往往重陳述而輕分析，容易造成對於資本主義文化的多重邏輯缺乏深入的解讀。
第二，內容概括的多，準確把握的少。即使在眾多介紹性研究中，限於篇幅和研究視角的需要，人們往往隻抓住整個理論體係中的所謂重點內容，而對其他有關內容則忽略不談。其中，比較很明顯的情況就是，對貝爾關於後工業社會中新宗教的修複及對政治哲學的建構忽略不談，結果往往是忽略貝爾的文本而提出諸如“貝爾認為，新教倫理實際是由兩股思想力量共同組成”，“韋伯將‘禁欲苦行主義’稱為‘宗教衝動力’，將‘貪婪攫取性’稱為‘經濟衝動力’”之類有悖於貝爾原意卻歸為貝爾的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貝爾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