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外在批判的多，吸取資源的少。突出表現在，國內一些研究貝爾的文章紛紛采用了教科書體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簡單地批判貝爾對馬克思思想的背離，而沒有對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為認識論和方法論指針深入當代人類性困境，更不要說把貝爾的研究放到整個20世紀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去考察其與馬克思思想的關聯，進而把其作為理解當代文化矛盾，減輕和避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文化矛盾的理論資源。
總體說來，貝爾本人並沒有係統明確地給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理論體係，這在客觀上導致了人們的不同解讀，甚至是不解讀。所謂“不同解讀”是指“要麼把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要麼把它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領域內的矛盾，所謂“不解讀”是指對其不作深入分析而直接作為理論前設。這兩種處理不僅容易弱化貝爾思想的深刻性，而且容易使我們所探討的主題表麵化，因此，采用什麼樣的視角來解讀就成為理解貝爾思想的重要問題。一般說來，傳統的教科書體係哲學傾向於將貝爾所說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理解成為社會意識形態內部的矛盾，然而，這一視角無法滿足解讀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需要。事實上，貝爾理論所表征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問題早已突破了單一傳統學科的限製，越來越需要一種包容多元差異的整體性的文化哲學闡釋，隻有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才能完成這一任務。
參照以上研究存在的問題，我們循著貝爾思想自身的線索，把貝爾的社會哲學探索與他所表征的時代聯係起來，與他所關聯的思想文化聯係起來，試圖形成新的思考和反思。
三、論文的思路、方法和意義
本文以建構和諧社會為理論旨趣，以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為思想資源，以文化哲學為研究範式，以綜合分析為研究方法，來剖析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這裏所說的文化哲學，是自覺反思人自身生存方式的哲學，深入開展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學，其中包容多元差異的社會研究的哲學，是強調中介方法和介入方法的社會哲學。
從這樣的視角看來，貝爾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既不是純粹的文化領域內的矛盾，也不是純粹的整體性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矛盾，還不單單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各個領域之間的矛盾，而是更為複雜的矛盾網絡。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其隱含的中介思想。
所謂中介，是指事物之間互為根據、相互關聯的媒介，它既有存在論的意蘊，也有方法論的內涵。從存在論上看，中介是指事物的間接性存在，這是與事物直接性存在相對立的存在。正如黑格爾所說：“不應當讓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裏，而須指出它是以別的事物為中介的或根據的。”具體地說，事物不是以一種直接性存在，或者確切地說，事物不是以一種完全的獨立性存在，而是在一個相互聯係的事物網中存在，許多在直接上看屬於不同類別的事物之間經由中介而具有的某種同一性，這才是一種真正的事物，這種同一性才是真正的同一性，否則就陷入偽同一性，當這個中介以思想意識形式存在時，這種同一性就是抽象的同一性，而當它以物質實踐形式存在時，事物的同一性就進入具體的同一性。對於黑格爾來說，同一個精神的不同演化環節構成了概念運動的自我中介；對於馬克思來說，實踐構成了曆史運動的中介；對於貝爾來說，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及其內部各要素構成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存在的中介，或者說中介群落。
從方法論來講，中介方法與認識過程密切相關，對事物的認識，並不是對它的直觀，彼此必須通過中介才能認識自身，而這種中介無論是與前兩者相對獨立的第三者，還是通過二者的互相中介，中介思維都擺脫了兩極化思維方式，而體現出聯係和發展的辯證法。黑格爾通過推導概念之間的內在聯係和轉化來認識世界；馬克思通過實踐——理論——再實踐——再理論的方式來認識世界；而對於薩特來說，中介則體現為“社會關係”和“漸進——逆退法”。從存在論上看，“我們還沒有擺脫中介：在生產關係的層次上和政治—社會結構的層次上，特殊的人受到他的人類關係的製約。”
貝爾作為一位社會理論家把中介問題處理得更加徹底，除了在探討“公眾家庭”時，他使用了“政治哲學”字眼外，在更多的時候，他批判社會整體論和單軸理論，並以三軸理論為基礎直接運用中介觀點來展現和分析社會因素的多元決定關係。
如果說，貝爾對於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分析隱含著中介思想和方法，那麼他關於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解決則表明其介入的觀點和方法。貝爾在談到政治領域時指出：“介入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借助大量的技術手段開展活動，以圖達到對全社會的控製。”事實上，貝爾的解決思路和做法正是通過介入社會生活領域，借助新手段，實現文化矛盾的解決和社會的控製。
在醫學上，介入是一種新的有效的治療方式，是對於病源的處理，它既不是以往醫學采用的斷然切除而試圖畢其功於一役，也不是采用輸液或理療而實施全身性的保守治療，而是通過中介關係找到病源所處的微觀環境直接給藥，跟蹤治療，從而精確有效地治療病患。這種介入的方式在社會活動中也大量存在，就是從多元的微觀關係入手，查找矛盾問題的所在，並積極介入，及時修正，進行追蹤決策。貝爾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兩個方案，尤其是公眾家庭方案正是在介入的意義上提出的，它看起來非常樸實，合於常識，毫無特立獨行之處，其實，這正是介入方案本身的特點，從剖析實際存在問題的中介關係著眼，從解決實際問題的現實性入手，提出體製內解決矛盾的方案。盡管其有很強的階級局限性和曆史局限性，但其改革實踐的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由此出發，本書分為五章，加上導論和後記共七個部分。
第一章是關於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背景分析。這一章分兩個小節挖掘並展現直接影響其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形成的社會現實、理論要素和文化原因。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是在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在現代文化向後現代文化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人處於一種文化焦慮的境遇和狀態之中。同時，貝爾通過對帕森斯、韋伯等人的文化價值觀的分析，吸取了他們關於文化價值論的思想，認為文化開始承擔起鉗製社會經濟、政治的責任。另外，貝爾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第二圖式的理論的重視，也為他提出新的社會發展理論提供了理論資源。
第二章是探討了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實質和結構，主要體現出其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雙重邏輯和複合結構。貝爾通過對韋伯提出的資本主義精神裂變的分析發現，最初促使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發展的新教倫理即宗教衝動力，隨著經濟衝動力的擴展，正在逐漸失去超驗的作用。社會世俗化的副產品是文化上的瀆神現象。資本主義的發展失去了它的合法性。貝爾認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之所以能夠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後工業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三大領域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對立和衝突。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軸心結構和軸心原則，這些軸心結構和原則處於不斷的衝突和對立中。通過對現代主義文化發展曆程的探索來揭示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在文化領域內發生的一些變化，這些變化使現代主義文化無法承擔起在宗教衰微之後給人們提供關於生存意義的作用，使資本主義文化在結構和本性上都處於矛盾之中。
第三章是對貝爾提出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方案——重返宗教倫理的分析。宗教衝動力消失以後，人們用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來取代宗教，但卻沒有給人們提供靈魂的棲居而使人們陷入更大的空虛之中，這個邏輯必然引導人們重新發現宗教的意義，樹立新的宗教情懷。
第四章是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修複方案——政治哲學的建構的分析。公眾家庭不是一個二元邏輯的必然結論，而是多元譜係的具有實踐性的方案。它的提出表明貝爾已經走出小文化，走進大文化。公眾家庭的建立呼喚新的政治哲學，這表明貝爾從宗教哲學走向社會哲學或更確切地說文化哲學。
第五章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的限度及啟示。第一節從幾個主要方麵論述了貝爾從文化批評的角度來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批判，是有一定限度的。主要是從文化的限度、宗教回歸的限度和三大領域中軸原則對立衝突的限度的角度來說明貝爾開出的救世良方的相對局限性。第二節主要論述貝爾思想的理論地位。其與哈貝馬斯的論戰，突顯了貝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同時對促進現代性的爭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貝爾嚴格來說是一位現代主義者，他也認為現代主義的合乎邏輯的派生物就是後現代主義，他又在一種有限的意義上論述了後現代主義，這些都可以看做是他對後現代主義的貢獻。第三節主要從貝爾對信仰重視的角度來闡述我國目前存在的文化矛盾，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途徑。
從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視角看，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具有四個規定性：通過“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概念把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問題主題化，通過“後工業社會”概念將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地方性問題時代化，通過“回歸宗教”和“公眾家庭”解決方案將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介化，通過“第二圖示”將馬克思對社會曆史的分析微觀化。對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觀所促成的這四種趨勢的文化哲學闡釋，既有助於我們理解貝爾這一思想的深刻性和局限性，又有利於理解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特質。在此基礎上，對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研究必將有助於理解和解決西方社會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和我國本土文化矛盾問題，從而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