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新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最直接地體現在工業生產方式上。1959年美國著名的社會哲學家丹尼爾·貝爾以其敏銳的覺察力將這種社會存在的變化概括為“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這種後工業社會的理論概括表征了人類所在的時代處境，這種現實的時代處境反過來構成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這一時代理論所表征的理論問題的社會背景。
一、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由工業社會走向後工業社會，主要是因為從工業角度看來，資本主義的社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表現在：新統治精英的出現、勞動力向服務部門的轉移、技術成為變遷的動力、理論成為最重要的知識類型等，這些變化構成了“後工業社會”這一觀念的直接來源。
從上述後工業社會的表現來說，與工業社會相比，後工業社會的“後”不隻是一個時間上的概念，而且有其豐富的內涵，它已經是不同於工業社會的新型社會。這裏我們把它簡單地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後工業社會是更加強調知識對人類社會生存重要性的社會。在經濟部門上，工業社會以利用能源技術和機器技術的製造業為主，以第二產業為主；後工業社會則主要屬於第三產業範疇。在職業性質上，工業社會以半熟練工人和工程師為主；後工業社會則以專業性和技術性的職業以及科學家為主。在技術支持上，工業社會以能源技術為主；後工業社會以信息技術為主。在計劃上，工業社會主要設計人對付人造自然的策略，更多地麵對和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後工業社會主要籌劃人與人之間的對策，更多地麵對和解決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的矛盾。在方法論上，工業社會除了應用經驗主義的方法外，還應用實驗的方法；後工業社會則主要運用抽象理論的方法，如決策論、係統分析，等等。在時間取向上，工業社會關注當下，著重考慮適應性調整，強調根據趨勢做出推測和估計；後工業社會則麵向未來，強調預測。在發展中心上，工業社會以資本為推動的經濟增長為中心，強調國家或私人對投資決策的控製；後工業社會則以理論知識推動的社會全麵發展為中心，圍繞此中心，大學、研究機構和知識部門成為社會的中軸，智力技術成為製定決策的新型工具，知識階級在社會中占據重要地位，社會發生了全方位的結構變化。
第二，後工業社會是人類麵臨更大文化危機的社會。人之為人，就在於人們總是試圖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的矛盾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然而，在人對物的依賴階段，人類的這種努力卻總是帶來更多的矛盾、造成更大的危機，後工業社會就是在這樣一種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的亞階段。因此，它所帶來的文化矛盾和危機比工業社會更加嚴重。具體表現在：區域性危機的全球後果，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是其當前的集中體現；人口爆炸的難以遏止，日益膨脹的人口所帶來的與其說是人力資源，不如說是人口壓力；生態災難呈現的猙獰麵目，自然資源的短缺、自然環境的破壞、生存處境的惡化已經到了威脅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拐點；專家的專業局限性與專家的權威無限性暴露出科學萬能論的危機；科學知識的神化導致的信仰的虛化；信息爆炸及其與現實生活不對稱顯現出人類生命的虛擬和價值的虛無；社會存在的符號化導致的社會倫理破碎和原初道德的喪失，等等，後工業社會的人被拋入更大的困惑之中。
第三，後工業社會是蘊含解決人類文化危機資源的社會。首先，後工業社會為文化危機的解決提供了主體資源。培根曾指出，“知識就是力量”。後工業社會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知識成為社會分層中軸的結構，社會成員包括科學階層、技術階層、行政階層和文化階層等在內的專業階級，技術人員和半專業人員，職員和銷售人員，技術工人和半熟練工人都是擁有知識的實踐主體，這就為解決後工業的矛盾提供了主體資源。其次，後工業社會為文化危機的解決提供了組織資源。在這樣的社會中，大學、研究機構和其他知識部門構成社會實際起決定作用的結構，工業企業和商業公司、政府部門、大學和研究機構、公共社會部門、軍事部門這些組織部門為人們解決問題提供了組織基礎。再次，後工業社會為文化危機的解決提供了體製資源。後工業社會政治是包括指導係統和政策係統在內在的特殊控製係統，在這樣的社會中，科學家和研究人員通過技術力量和政治權利的平衡來體現權力，專門的技術和政治組織通過教育、動員和吸收等途徑來取得權力。後工業社會蘊含解決人類文化危機的資源，但是並不能解決人類的文化危機，其原因就在於，“資本的邏輯”仍然是人對物存在依賴性的階段的社會邏輯，而這個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終究無法在資本主義內部得到徹底解決。
由此可見，後工業社會理論也還是把科學和工業看成是社會未來發展的基礎。因此，可以把後工業社會看成是工業社會非崩潰式改良變革的新圖式。實際上，作為對後工業社會現實的理論表征，後工業社會理論帶有很明顯的技術決定論色彩，盡管它聲稱反對經濟必然性思想，但它與工業主義傳統有著理論淵源關係，延續了以理智知識和技術手段的類型來劃分社會形態和文明類型這種理論傳統。它對工業文明、現代社會的批評沒有在更廣泛層麵展開，反對經濟必然性思想也不過隻是拒絕資本主義將在階級鬥爭中消亡的主張。進一步來說，後工業社會理論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終結論背景。它關於工業社會、現代社會的理論都采用工業主義或社會學話語，斷言工業社會以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為中心，憑借同一化的技術和知識，利用能源把自然環境改變成技術環境，統一標準的技術生產力而不是生產關係是現代社會的主要軸心，而“後”社會是建立在工業化的理論知識這一軸心之上的，其主要社會矛盾是在生產關係範圍之外技術、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的多元衝突，或者是多種知識話語之間的差異關係。這種“後”理論的核心觀點是發達社會正在走向一個消除了階級對立、普遍富裕的、有技術創造力的社會。
然而，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麵上認識現代社會並不能揭示現代社會的矛盾及其本質。現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社會，技術不過是這個社會物質生產的手段，而社會本身是直接由人的生活模式、交往關係、生產關係、組織製度形式和文化構成的。判定社會的變革必須闡明的是社會本身的變化，而不僅僅是它的物質生活手段的變化，因此，對工業社會轉型中如何應對技術理性對個人自由的專製及人的境遇的思考成為許多思想家關注的主要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幾乎都在探討這一“後工業化”的社會現狀所帶來的問題和影響。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除了帶來生產力的進步和物質財富的劇增以外，對於人的認識，對於社會價值觀，以至對於目前的社會機製和文明形態，都產生了極大的負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