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為社會帶來了技術秩序，人類以此為工具，試圖實現改造自然的夢想。人們要擺脫前工業社會生活的自然秩序，不願屈從於自然的反複無常，就要利用技術來裝配再造自然。由此，我們可以把工業社會看成是技術的世界，技術的世界是由理性和進步確定的。貝爾認為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意識到了這種“逃脫必然”，他們都在人類曆史進程之中看到了人的進步乃是人類自我意識克服主觀性的障礙物，把意誌和行為溶進絕對知識的內在進程，通過物質和技術力量的發展。人類能戰勝一切約束，可以達到對自然和自我的完全掌握。然而，貝爾在研究亞當斯的《應用到曆史上的相律》一文時卻發現“曆史的火車在知識加速度的推動下將要脫軌。人類將越來越難以解決它與日俱增的問題，因為變化步伐中的加速度將我們推向能量的最後極限，而我們將不能積極回應未來的挑戰”。這樣，在技術世界裏，我們從進步開始，卻以停滯結束。
後工業化社會的首要目標在於處理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成為主要的社會關係，在這樣的世界之中，為了達到合作和互惠，就必須關注各項服務。適應時代的要求。個人都緊密地結合於群體之中，這時政治就突出了起來，人們不再是通過市場來作出結論，而是要以某種政治組織來解決世界爭端和問題。在後工業社會裏，人們隻是互相認識，因此“必須相親相愛，要不就得死去”。 現實不是“外在”的，人“在一個從來不是他製造出來的世界裏忍受著孤獨和恐懼，如今現實本身問題重重，得重新再造”。
人類的曆史一直都是出於這三種品格模式下，從自然到技術工具再到人際合作。並且，在這具體化了的世界中，它們具有一種超越人類的獨立的存在。人類超越自身主體意識，擺脫宗教而走向一種具體的事實，接著又關注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意識，將社會存在變成了唯一的事實。社會成為了人類意識之網，可是以往的宗教觀念與技術理性已然為我們所拋棄，究竟要尋求什麼來拯救人類的靈魂？
二、人類與世界認同方式的變化導致的精神危機
在古老的傳統社會裏，宗教可以說是一種集體性的行為，當時的人類生活的認同方式全部是由宗教來表達的。作為文化領域的保守主義者，貝爾把他的所謂的文化領域限定在意義的領域，它集中於“表現的象征主義”，如繪畫、詩歌、小說或由祈禱、禮拜和儀式所表現的宗教含義，並試圖去挖掘並表達人類生存的意義。宗教作為人類破譯這“不可理喻性問題”的最古老的努力，一直被視為文化的象征性源泉。由此可見，從曆史的意義上來說，在文化中滲透了宗教。在貝爾看來，宗教文化比大多數文化具有更大的統一性，“是因為它的所有因素都指向某種共同目的：強調神秘、製造敬畏、激勵人奮發向上、超越凡俗。”總體來說，前工業社會時期的宗教思想起了維係情感、團結社會的作用。這正是貝爾所肯定的。
隨著西方社會世俗化的發展，無止境的獲利行動便會越來越難以與宗教意義上的“天職”聯係起來。當有人高呼“上帝已死”，而且有許多人相信了的時候，“天職”概念就不再能成為“既精打細算又敢想敢為”的資產階級人生活動終極意義的依托了。這時若再問他們那種“使自己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的活動意義究竟何在，他們為什麼對自己擁有的一切永不感到饜足”這種人就隻能歸類於巴爾紮克筆下的愚蠢的守財奴——老葛朗台式的人。資產階級並非都是老葛朗台式的人，那麼對於那些極精明的，並不把賺錢當做終極目的的人們來說，拚命賺錢又為了什麼呢？若不再是為了獲得上帝的恩寵，那麼對於個人主義者來說，最好的答案便是為了個人生活的“充實”和此世的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