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們不妨借用貝爾的中介方法和介入方法來簡要分析一下這個問題，按照貝爾的文化矛盾分析理論，文化矛盾有其內外兩類因素。從文化領域內部看，五四宣傳的啟蒙精神因其“內在循環”而陷入“表層啟蒙”，到20世紀80年代末勢衰，而其截然否定的文化傳統勢力則從暗處走向明處，從草根階層推向精英階層，從日常生活滲入學術生活。同時，後現代主義，反啟蒙思潮一起湧入中國，在一定程度了裹挾、挾持了人們對啟蒙精神的批判，並在後現代的眾神癲狂中萌生了尋根意識。從文化外部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領域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國呈現，信仰迷失，道德淪喪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們所感受，也會引起人們對文化傳統的追尋，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政治對文化領域的影響，80年代末中國的政治事件、近年來官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複興和對紀念孔儒人物活動的重視和支持對中國學術界的意義是非常的。在這種語境中，貝爾思想是，而且隻是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係統外的理論資源而被人們關注。
這裏的分析附帶地簡要回答了中國學術界暴露的一個極其詭異問題：何以一大批20世紀80年代主張啟蒙的激進主義者突然改弦更張轉向了保守主義？
（二）辯證分析保守主義在中國複興的效應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之所以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基於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特殊語境，這決定了中國與西方學術界對文化矛盾詮釋存在根本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語境和視域上，而且體現在研究旨趣上。
首先，從西方的社會處境及文化語境上看，其最主要的問題是現代性的困境及解決，而中國的社會處境與文化語境則如衣俊卿教授所言，“前現代的天人合一文化模式和後現代的平麵文化模式的奇特聯姻將使我們的民族長期徘徊於現代化社會的邊緣”。中國當然不能置身於全球化的格局之外，我們同樣麵對人的自由自覺的生存模式和異化受動的生存模式之間緊張和衝突問題，但是，目前困擾我們的最主要的矛盾不是現代性發展中的問題，而是農業文明條件下自在自發的文化模式對現代化進程的勢力強大的阻滯力如何消除的問題。
其次，從研究旨趣上看，西方人是要在不改變資本主義製度的前提下消除“現代性的後果”，而我們則在同時麵對現代性後果和建設現代性兩條線上作戰，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建設現代性，並通過建設現代性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學術交流中對保守主義就不能忽略其多元多樣性，要在實際上重視其展現出的不同麵相，尤其注意在堅持民族文化傳統的同時主張政治和經濟改革要求的溫和保守主義與其表麵上對立的激進主義之間共享的預設，從而使我國學術界保持一種開放互動的學術生態關係，理解這一點，對於思考和解決中國文化矛盾問題必將具有建設性的意義。
（三）為避免和化解中國社會文化矛盾而努力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隻看到貝爾“建立新宗教”和“公眾家庭”時的痛苦和懷念情節，卻忽視了貝爾上述方案中的建設性。其實，如果我們對其治療方案冷靜的分析，不難發現其對介入的強調。比如貝爾要“建立新宗教”，表麵看來，他是要建立某種宗教，恢複某種神，而事實上，他要建立的不過是某種宗教性、恢複的不過是某種神聖。正如他所說：“對我來說，宗教不是上帝領域，也不是眾神領域。它是一種精神，一種關於神聖，關於超越我們的、不能被侵犯的事物的精神，是一種必需的精神。”
依據馬克思的辯證眼光，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存在，它的衝突仍在繼續，它的變革仍在進行，沒有人可以準確判定它的死期是在今晚，還是明朝，社會主義更是在自身的快速發展中，因此，對於文化矛盾，我們當然要高度重視、認真麵對、深入研究、妥善解決。對於文化矛盾與人類的命運，我們應始終持冷靜樂觀的心態。這裏，我們不妨引用貝爾的一句話結尾：“文化是人的一種創造，即建設一個連續性、能維持非動物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