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公眾家庭”的現實性體現在其模型的現實參照，我們對這種社會結構有一種熟悉之感，經濟上重節儉、文化上重傳承、政治上重個人基礎的公共性，怎麼看它在具體運作形式上都與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圖景具有某種相似性。盡管貝爾對社會主義態度是謹慎的，這並不妨礙“公眾家庭”本身的現實性。
其次，“公眾家庭”的現實性體現在貝爾對“後工業社會”的新生主體的寄望之中。後工業社會是知識經濟社會，這種社會形式為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提供了主體資源、製度資源和組織機製，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蘊含解決人類文化危機的資源，“公眾家庭”提供了解決人類的文化危機的方案。在貝爾看來，隨著知識主體的介入，“公眾家庭”可望從理想走向現實。可見，貝爾提出公眾家庭模式與其對馬克思社會曆史研究的解讀和所受的啟發是分不開的。
（三）第二圖式的範式意義
貝爾高度重視馬克思社會曆史研究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他指出：“如果人們讀到20世紀上半葉所闡述的資本主義未來的社會學理論，他們就會看到：事實上，幾乎所有都是同馬克思的第二圖式的對話。”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認識所表征的意義絕不僅僅限於貝爾本人對馬克思思想的解讀，也不隻是一些零散的研究。阿爾都塞在談到對馬克思社會曆史研究時說：“人們可以把微觀聯係‘當做’非存在，這並不是說它不存在，而是它對認識說來不存在。但無論如何，宏觀的必然性‘歸根到底’正是在這種無限的微觀多樣性中‘向前發展’，即取得勝利。”馬克思解釋的第二圖式蔓延，文化哲學的範式仍未完結，仍顯出理論的生命力，突顯出西方文明的危機和西方學術界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困境的反思。無論在這一研究範式下理論樣態是多麼花樣繁多，無論它們之間有多大的差別，它們的原始動機卻始終如一：即強調差異，竭力反思，批判現代性的失誤，走出現代性的迷途，突出重圍，逃脫困境。
總之，無論是盧卡奇的中介本體論、列菲伏爾的漸進—逆退法、薩特的中介方法、阿爾杜塞的多元決定論，還是哈貝馬斯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政治哲學”、吉登斯的“社會學哲學化與哲學的社會學化”、福柯的“哲學的政治學和曆史學”，無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後馬克思主義的微觀政治批判，還是如同貝爾一樣訴諸馬克思社會曆史思想中微觀資源的研究，20世紀的很多社會曆史研究都是對馬克思思想所蘊含的微觀的、中介的思想資源的挖掘，對馬克思社會曆史分析意義的再生產。這些研究盡管大都因拒斥宏大理想和遠景目標而忽視經濟和宏觀政治的缺點，大都有其理論、境界和實踐操作上的局限性值得批判，但其共同表征了一個事實：曆史的顯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形態不應是抽象意識哲學，而是關注和反思人生存方式的文化哲學。
當然，我們賦予貝爾思想以如此高的地位，並不意味著我們認為貝爾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矛盾研究的“萬能藥”，相反，我們必須明確中西文化矛盾在語境、視域和研究旨趣上的差異。
二、辯證看待貝爾思想與中國文化矛盾研究的視域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保守主義已經以壓倒激進主義的優勢在中國學術界形成了極大的市場，貝爾思想在這個話語係統中獲得了重要位置，相當一批學者讚成貝爾的態度：“我是經濟學領域中的社會主義者，政治領域中的自由主義者，文化領域中的保守主義者。”尤其是其中文化保守主義對本土文化的繼承態度，不僅為杜維明、黃元盛等新儒學學者所引用，而且為國內許多學者所讚成。那麼，貝爾在中國當前學術思想界到底產生多大影響？如何評價貝爾在中國學術界產生的這種影響？這顯然是貝爾思想研究者要思考的現實問題。
（一）不能過高估計貝爾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
我們的一個總判斷是，在中國學術界保守主義思潮興起的過程中，貝爾隻不過提供了保守主義的外部思想資源，換句話說，中國學術界的保守主義絕非受到了貝爾思想影響而興起那麼簡單。同樣道理，中國學術界的保守主義思潮也不是西方現代性批判、後現代主義等某一思潮的產物，而是複雜的社會力量風雲際會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