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1919年出生，1976發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當年貝爾57歲。三十餘年後的今天，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沒有被其後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社會思潮淹沒，不但沒有被人們遺忘，反而成為新世紀反思現代性中的一個熱點，其理論的力量可見一斑。
本文之所以在結語開始的時候提起此事，不隻因為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曆久彌新，還因為在我們看來，貝爾當年發表這本書時可謂正當壯年，因為對於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57歲即使不是社會科學學術生涯的青年期，也算人文學術研究的壯年期，所以當我們看到諸多學者描寫的貝爾寫作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時用的“風燭殘年”就不禁啞然失笑，而說其殫精竭慮，思量權衡再三，最後冒險提出一個答案，即整個社會重新向某種宗教觀念回歸，並且將“公眾家庭”歸為宗教方案就更加耐人尋味了。
在我們看來，既然貝爾認為與“經濟衝動力”相抗衡的“宗教衝動力”的喪失是導致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曆史根源，那麼“宗教回歸”便是擺在貝爾麵前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必然邏輯。另外，我們並沒有找到貝爾將“公眾家庭”歸於宗教的證據，倒是可以找到“公眾家庭”方案包含宗教方案以外的內容，由此，我們看到貝爾的理論貢獻不隻正文已述的通過《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將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這一時代問題主題化，通過“後工業社會”概念將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這一地方性問題人類化，而且還通過從“回歸宗教”到“公眾家庭”的解決方案將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介化和介入化，他對馬克思“第二圖式”的解讀間接地將馬克思對社會曆史的分析從簡單性理解的圖示中恢複出來，這與20世紀西方思想家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合流的。因此，在結語中，我們不打算再概括正文的觀點，而是做一些延伸。
一、積極看待貝爾對馬克思思想範式的評價
前麵說過，恢複宗教衝動力，以信仰的力量來牽製經濟衝動力所內蘊的技術理性，以必然的邏輯進入貝爾的視野，這種思考方式既是典型的二元論思維，又是純粹的理論推演。在這種二分法思維指導下，貝爾首先分析了後現代主義文化與宗教性的關係，他認為，盡管後現代主義是對資本邏輯的反叛，但其自身斷裂性、解構性和相對性決定了它無法作為宗教的替代物，因此，貝爾提出“回歸宗教”的策略。當回歸宗教這種方案因其現實性困境似乎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時，貝爾並沒有止步於此，他又提出了“公眾家庭”的解決方案。
（一）從二分法到中介方法
在貝爾那裏，公眾家庭正如其詞彙構成所顯現的，是“公眾”與“家庭”的綜合體，其中，“公眾”強調了其政治性，“家庭”強調了其經濟性，“公眾家庭”則強調了其新型社會文化模式。從政治上看，在承認個人的權利同時又不陷入唯我主義，強調公民意識和社會公德；從經濟上看，每個個體隻追求最低收入且不縱欲；從文化上看，強調曆史與現實的連續性，尊重傳統，關注未來。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再版前言”中指出：“我不以為（很對不起迪爾凱姆先生）宗教是一種社會的功能必須［functional necessity］，或者說沒有宗教，社會就會崩潰。” 不難看出，“公眾家庭”模式帶有某種宗教的色彩，但是它又與“回歸宗教”方案有根本差別。事實上，公眾家庭的經濟—文化—政治的三位一體思考本身表明貝爾此時已經跳出宗教衝動力—經濟衝動力的二元思維模式，而堅持了他在資本主義矛盾分析中的多元決定思想和中介方法。這表明，貝爾摒棄了純粹邏輯的意識哲學思考方式，表明他不局限於學科的界限，自由穿越於哲學社會科學之間。“公眾家庭”的理論方案不僅體現貝爾的中介方法論，而且體現貝爾的介入生存論。
（二）從概念邏輯到介入實踐
在貝爾那裏，如果說以往人們強調的是曆史進步論，後來人們又反思這樣的認識，強調文化的意義，那麼，當下人們更多注意的是實踐，這樣，“我們就從曆史走到了認識論，從文化走到了現實的社會建構”。貝爾提出“公眾家庭”方案既是其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理論邏輯，又是其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的實踐構想。我們說其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研究的理論邏輯，是因為“公眾家庭”是其“三中軸說”理論的繼續和貫徹，是概念自身的邏輯，而我們說其是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的實踐構想，是因為“公眾家庭”本身強調主體的介入，蘊含的某種現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