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論述了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對現代化文化研究的啟示及其理論地位。從中我們體察到了他理論之中的局限性，首先，宗教回歸方案本身是一個烏托邦構想，而且是一個無所適從，很不具體的構想；其次，他的三軸理論雖然獨具特色，也訴諸了馬克思社會曆史分析，但他仍沒有理解馬克思關於資本的邏輯所強調的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內涵邏輯，
盡管有上述局限與不足，但我們應該看到貝爾對文化的強調對當前中國來說極具啟發性。其三軸相對獨立性，剖析了各自的運作機製，對於現當代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和諧有序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
從貝爾對後現代主義的詳述中，我們可看出，與其說貝爾是一個嚴格的後現代主義者，倒不如說他是一個現代主義者，他通過與哈貝馬斯的爭論，開啟了哲學領域的社會現代性與文化現代性的論爭，為後現代主義的興起開辟了一個新的解釋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