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黨代會的曆史細節
史海鉤沉
作者：李穎
曆史上多少驚濤駭浪，往往湧起於看似平靜的會議桌旁。在中國共產黨90餘年的曆史中，已召開過17次黨的代表大會。黨代會召開的時間間隔，從建黨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1次，再到黨的十二大後固定為每5年一次，黨代會的地址，從上海、廣州、武漢，到莫斯科、延安，最後到北京——這種時空變化，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黨從小到大、從幼稚到成熟的光輝曆程。黨代會是黨的發展曆程中標誌性的事件。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的前夕，我們有幸邀請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正在各地熱銷的《黨代會現場：99個曆史深處的細節》（黨建讀物出版社）一書的作者李穎博士，再為我們解密黨代會生動的曆史細節。
細節一：一大中就有所謂“‘左’和‘右’兩種傾向”嗎
濮清泉是陳獨秀的表弟，因參加托派組織曾和陳獨秀等人一同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在獄中，陳獨秀經常和他談起自己的經曆。這些談話給濮清泉留下很深的印象。1980年，濮清泉發表幾萬字的長文《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披露了陳獨秀許多鮮為人知的經曆和見解，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這篇文章中，濮清泉談到陳獨秀對黨的一大的評價：“他說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就有‘左’和‘右’兩種傾向”。
實際情況如何呢？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李漢俊之兄李書城（新中國成立後首任農業部部長）的住宅內召開。
當天，參加大會開幕式的13位代表全部到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也出席會議。
會議原預定由陳獨秀主持，因他未能來上海，就臨時推選參與一大籌備工作的北京代表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記錄。
在開幕式上，首先由張國燾向代表們報告會議籌備經過，說明召開這次代表大會的重要意義。接著，張國燾提出大會的議題，包括製定黨的綱領、黨的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劉仁靜坐在馬林旁邊，把張國燾的話譯成英語講給馬林聽。坐在馬林另一側的李漢俊偶爾也補充翻譯幾句。
張國燾講話後，由馬林致辭，對中國共產黨成立表示祝賀。他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概況，並建議把會議的進程及時報告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馬林一口氣講了三四個小時，一直講到將近半夜，給代表們留下深刻印象。十幾年後，毛澤東對此還記憶猶新，評價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隨後，代表們具體商討了會議的議程和任務，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各地區的工作，然後討論和通過黨的綱領，製訂今後的實際工作計劃，最後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這些議程分別安排在以後幾天的會議中逐項進行。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的情況。
7月25日和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後實際工作計劃。
7月27日、28日和29日，連續三天舉行三次會議，對黨的綱領和決議作了較為詳盡的討論。
代表們在討論黨的性質和奮鬥目標時，意見基本一致，但在個別問題上也有分歧。上海代表李漢俊認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國社會黨的革命。中共要走什麼樣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國和歐洲考察，再成立一個研究機構，經過一番研究後，才能決定。他認為，目前黨最實際的做法是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待這一革命成功之後，中共可以加入議會開展競選。
北京代表劉仁靜反對李漢俊的意見，認為歐洲的議會道路在中國根本行不通，中國共產黨也不應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他拿出《共產黨宣言》，說中共應該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去做，即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
對於李、劉二人之間的爭論，濮清泉如實記錄了陳獨秀的評價：
“張國燾、劉仁靜兩人是傾向極‘左’的，主張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說他倆是醉心‘左’傾名詞的‘瘋子’，簡直是癡人說夢。他倆也不看看當時的中國是個什麼情況，以為那樣少數的無產階級就可以單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漢俊卻傾向極右，他主張黨隻能進行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能搞實際革命工作。他認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進行非法活動，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太落後了，要想像俄國無產階級那樣，最少還要幾十年。陳獨秀說，李漢俊要搞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可慘的是蔣介石連這個合法的人，也不允許他存在，必殺之而後快。李漢俊還免不了死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陳說第一次代表大會，拒絕了這兩種傾向，製定了黨的章程（按：應為黨綱）。他說這個章程是按照列寧建黨的原則，即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精神而製定的，是定得好的，比歐洲各國的黨章要革命得多。”
應該說，陳獨秀對一大“左”、右兩種傾向的概括是比較準確和深刻的，他對一大綱領的評價今天看也經得起曆史的考驗。由於強調遵循布爾什維克列寧式的建黨思想，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避免了第二國際式的社會民主黨的弊病。
細節二：一大中央局選舉，有一人沒投陳獨秀的票
一大最後一天會議進行中央局選舉時，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劉仁靜是這樣回憶的：
“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念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曆史意義，因為那時選舉好像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
從劉仁靜的回憶來看，中央領導機構3位領導人的選舉似乎事先規定了候選人。從董必武的驚問來看，很可能這是所有選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約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於對有人越軌的極大驚異以及對李漢俊的個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會忘掉無記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當場查問起來。
現在看來，劉仁靜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爭論對象李漢俊一票，首先說明劉仁靜是個有個性、有主見的書生，看到李漢俊有學問有貢獻，不免惺惺相惜。同時，這一票也說明劉仁靜襟懷坦白，爭論時對事不對人，即使對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誌間的正常討論。劉仁靜之子、劉仁靜傳記作者劉威立對此評論道：
“總的看，這一票投者無意，聞者有心，後來似乎成為大會的花絮流傳。幾年後蔡和森還開玩笑地說這票有曆史意義，這雖然過甚其詞，卻也折射出當年選舉的一些特色。無論當年醞釀候選人名單的具體過程如何，張國燾個人當時顯然還不具有使選票高度集中的威望與能力，所以當他後來與代表們逐個商談時，勢必要借馬林的權威來說服人。在這種情況下，劉仁靜的自由的一票，在笑談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說成有曆史意義，亦即被用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即使在剛誕生時對共產國際也並非唯命是從，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選舉是否根據馬林的意見規定了候選人，並由張國燾在選舉之前與大家做說服工作呢？陳獨秀後來在南京監獄中與濮清泉的一段談話，似乎可以作為印證：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實際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陳既這樣說過，我就如實地把它寫出來。”
細節三：二大創造了黨的曆史上至少8個“第一”
二大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它在黨的曆史上至少創造了以下8個“第一”。
一是在中國人民麵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二是第一次提出了關於統一戰線的思想和主張。
三是以全國代表大會名義公開發表了黨的第一個宣言。
四是第一次明確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組織關係，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大會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種抉擇。因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是國際性的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互相支持。但是，在中國完成這個事業，首先需要中國共產黨依靠本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找出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而不能由別的國家或某一個國際中心來指揮。然而，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後，必須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委會的一切決議，這不能不給中國革命帶來積極和消極兩方麵的影響。
五是製定通過了黨的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黨章。
六是第一次明確地闡釋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的基本思想。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人便對黨的組織原則進行了積極探索。上海黨的早期組織創辦的《共產黨》有許多文章介紹俄共（布）的組織原則；湖南的毛澤東與蔡和森就黨的組織原則多次探討，雙方都讚成建立一個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一大召開前，陳獨秀起草了一個黨章，提到“共產黨應該是民主集權製”（知識出版社編：《一大回憶錄》），但是，一大通過的綱領和決議，並沒有直接涉及民主集中製原則的相關表述。二大通過的《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明確宣布，完全承認加入共產國際的21項條件。其實，這其中就應當包括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即“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建立起來的”，這是二大確定民主集中製原則的直接原因。《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所附《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則將這一原則翻譯為：“凡屬於國際共產黨的黨，必須建築於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權的原則之上。”“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權”基本接近“民主集中製”的概念。二大雖然還沒有像後來召開的黨的五大那樣把民主集中製原則正式寫入黨章，但二大黨章卻闡述了民主集中製原則的基本思想，諸如：“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機關”，“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
七是通過的《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第一個以政黨名義作出的關於婦女問題的決議。
八是第一次喊出了“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句耳熟能詳的口號，有據可查的最早出處便是黨的二大宣言的最後：“中國共產黨萬歲！”“國際共產黨萬歲！”
細節四：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央領導核心
在黨的三大會址恢複和重建過程中，有學者撰文指出，在調查黨的三大會址時發現，三大中央局秘書並非原來教科書中說的毛澤東，而是羅章龍。此文一出，立即在網上引起廣泛關注。
三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選的秘書到底是誰？
根據當年輾轉傳到前蘇聯的檔案等重要資料顯示，毛澤東是黨的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的秘書，這種說法是學術界的共識，且廣為人知。但上述學者指出，從蘇聯複印回來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錯誤很多的回憶錄，理由是：該文沒有完整反映三大通過的黨綱、黨章、組織法及各項決議，不是大會記錄，更不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報告。三大通過的黨的中央組織法規定黨的主要領導人稱委員長，但該文仍稱陳獨秀為總書記。該學者還認為，羅章龍的回憶，也有失實之處。在羅老記憶中，他一直記得是毛澤東或其他人任秘書，自己沒有擔任過秘書。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員會於1923年12月25日發出的“第十三號通告”複印件，上麵有自己的德文簽名，才忽然“醒悟”：原來自己確實是秘書。由此，得出結論：“以上種種說明，‘三大’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是羅章龍。”
事實究竟如何呢？由中央檔案局提供的珍貴文件《中共中央第五號通告》複印件揭開了謎底。上麵清楚寫明：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機關從廣州遷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五號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廣州遷回上海後的人事變動：“中局組自遷滬後略有更動，即派平山同誌駐粵，而加入荷波同誌入中局。又潤之同誌（即毛澤東——引者注）因事赴湘，秘書職務由會計章龍同誌兼代。”
由此說明，在9月10日以前，毛澤東確實是三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而羅章龍是他的接替者。至於12月25日發出的“第十三號通告”，上麵的簽名自然是羅章龍而不是毛澤東了。
三大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為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釗、王荷波、項英、朱少連則分別為中央駐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員，指導當地黨的工作。
委員長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會會議，與秘書共同簽署一切公文函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