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舉一個例：譬如我們睡到夜半醒來，聽見賊來偷東西，我那就將他捉住，送縣究辦。假如我們沒有哲性，就這麼了事，再想不到“人為什麼要作賊”等等的問題；或者那賊竟苦苦哀求起來，說他所以作賊的原故，因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無處謀生，迫於不得已而為之，假如沒哲性的人，對於這種籲求，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應。至於富於哲性的人就要問了，為什麼不得已而為之？天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有多少？為什麼社會沒得給他做工？為什麼子女這樣多？為什麼老病死？這種偷竊的行為，是由於社會的驅策，還是由於個人的墮落？為什麼不給窮人偷？為什麼他沒有我有？他沒有我有是否應該？拿這種問題，逐一推思下去，就成為哲學。由此看來，哲學是由小事放大，從意義著想而得來的，並非空說高談能夠了解的。推論到宗教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等，也無非多從活的人生問題推衍闡明出來的。
我們既曉得什麼叫人生，什麼叫哲學，而且略會看到兩者的關係，現在再去看意義在人生上占的什麼地位？現在一般的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會的奢侈品。他們看人生種種事實，和鄉下人到城裏未看見五光十色的電燈一樣。隻看到事實的表麵，而不了解事實的意義。因為不能了解意義的原故，所以連事實也不能了解了。這樣說來，人生對於意義，極有需要，不知道意義，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這班人，終日對物格物，終於找不到著落，就是不從意義上著想的原故。又如平常人看見病人種種病象，他單看見那些事實而不知道那些事實的意義，所以莫明其妙。至於這些病象一到醫生眼裏，就能對症下藥；因為醫生不單看病象，還要曉得病象的意義的原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單靠事實，還要知道意義！
那末，意義又從何來呢？有人說：意義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從積累得來，是愚人取得意義的方法；一種是由直覺得來，是大智取得意義的方法。積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覺的方法是走捷徑。據我看來，欲求意義唯一的方法，隻有走笨路，就是日積月累的去做刻苦的工夫，直覺不過是熟能生巧的結果，所以直覺是積累最後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貫通的。大發明家愛迪生有一次演說，他說，天才99％是汗，1％是神，可見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來，不出汗決不會出神的。所以有人應付環境覺得難，有人覺得易，就是日積月累的意義多寡而已。哲學家並不是什麼，隻是對於人生所得的意義多點罷了。
欲得人生的意義，自然要研究哲學史，去參考已往的死的哲理。不過還有比較更重要的，是注意現在的活的人生問題，這就是做人應有的態度。現在我舉兩個可模範的大哲學家來做我的結論，這兩個哲學家一個是古代的蘇格拉底，一個是現代的笛卡爾。
蘇格拉底是希臘的窮人，他覺得人生醉生夢死，毫無意義，因此到公共市場，見人就盤問，想借此得到人生的解決。有一次，他碰到一個人去打官司，他就問他，為什麼要打官司？那人答道，為公理。他複問道，什麼叫公理？那人便瞠目結舌不能作答。蘇氏笑道，我知道我不知你，卻不知道你不知嗬！後來又有一個人告他的父親不信國教，他又去盤問，那人又被問住了？因此希臘人多恨他，告他兩大罪，說他不信國教，帶壞少年，政府就判他的死刑。他走出來的時候，對告他的人說：“未經考察過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你們走你們的路，我走我的路罷！”後來他就從容就刑，為找尋人生的意義而犧牲他的生命！
笛卡爾旅行的結果，覺到在此國以為神聖的事，在他國卻視為下賤；在此國以為大逆不道的事，在別國卻奉為天經地義，因此他覺悟到貴賤善惡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他以為從前積下來的許多觀念知識是不可靠的，因為他們多是趁他思想幼稚的時候侵入來的。如若欲過理性生活，必得將從前積得的知識，一件一件用懷疑的態度去評估他們的價值，重新建設一個理性的是非。這懷疑的態度，就是他對於人生與哲學的貢獻。
現在諸君研究佛學，也應當用懷疑的態度去找出它的意義，是否真正比較得普遍適用？諸君不要怕，真有價值的東西，決不為懷疑所毀；而能被懷疑所毀的東西，決不會真有價值。我希望諸君實行笛卡爾的懷疑態度，牢記蘇格拉底所說的“未經考察過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這句話。那末，諸君對於明闡哲學，了解人生，不覺其難了。